汉语语境中的西语诗歌翻译实践(2)

尽管当时没能如愿去中文系学习，但我对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兴趣，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弱。作为系学生会主席，我经常组织诗歌朗诵会。那时我们系有两个文学“墙报”，一个叫“迎春花”，一个叫“小红花”。前者主要是我和李肇星（外交部原部长）等人负责，他写散文，我写诗歌；后者以郭宏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为主要代表。我们的写作谈不上什么水平，但是大家都很真诚。这段经历无形中为我的诗歌翻译和研究，或多或少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刚才您提到了郭宏安，听说您最初和他同在法语专业学习？
赵振江：对。我比他早两年入学。学了一年半法文后，系领导决定要我和段若川（翻译家、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振江已故夫人）、赵德明（翻译家、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改学西班牙语，将来留校任教。“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我们三人都义不容辞地改学了西班牙语。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马丁·菲耶罗》初试牛刀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说您当时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开始尝试翻译阿根廷的高乔史诗《马丁·菲耶罗》了，怎么会想到要翻译这本书？
赵振江：大学期间，我们有一位名叫杜契斯基的犹太裔阿根廷外教，此人学养颇深。他在泛读课上给我们选了在阿根廷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乔史诗《马丁·菲耶罗》。高乔人是辽阔的潘帕斯草原上的牧民，他们中有很多马背上的行吟诗人。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就是模仿这些行吟诗人，创作了这部具有史诗规模的《马丁·菲耶罗》，讲述一位受迫害的高乔汉子不畏强暴、追求自由的传奇生涯。因此，《马丁·菲耶罗》被视为高乔人的《圣经》和现代阿根廷民族精神的源头。
我出生在北京郊外的乡村，很自然被这部史诗字里行间散发出的乡野气息以及马丁·菲耶罗的游侠精神深深地迷住了，于是就试着一点点地翻译其中的诗句。但对我来说确实困难很大。开始翻译时，我还是学生，毕业后留校，主要的工作还是教学，我只能隔三岔五、断断续续地译，直到1976年才译完上卷。此外，正如博尔赫斯所云，“所谓高乔语言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古代的语言、重音的移动、语音的变化、成语的运用等，这些在史诗中俯拾即是”。书中还包含了大量的高乔土语，不是专门研究高乔文学的人很难理解其中含义。怎么办？我一是搜集各种版本，参照多种注释；二是找阿根廷专家答疑解惑。1979年我去墨西哥学院进修，那里有不少流亡的阿根廷知识分子，我抓住机会就向他们请教，其间又译完了下卷。1981年回国后，我有幸认识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的阿根廷高乔文学专家莱吉萨蒙教授，他对我的疑问可谓“一锤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