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境中的西语诗歌翻译实践(8)

帕斯是大诗人，他翻译的诗肯定是诗。但他将“春望”译成了“被俘的春天”，在诗中用“绿潮”代表植被（即草木），用街道和广场指代城镇，用“淹没”表明“草木之盛”，虽不无道理，但创作的成分大于翻译。往下看，译者将“烽火连三月”中“一连三个月”之意理解成了三月份，并且提前到了第二句，所以第五句就变成了“碉楼和垛口说着火的语言”，缺少了“战事旷日持久”之意，那么“家书抵万金”也就失去了依据。正如帕斯本人所说：“好诗人，不一定是好译者。”当然，就这首诗而言，问题并不在“以诗译诗”，而在误译，当然，责任不全在他，因为他是从英文转译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1885—1972）利用现代英语诗歌的形式，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创造性翻译”，这也是他的翻译理念；另一种观点认为“翻译是戴着镣铐跳舞”，是被限制的创造。您认同哪种翻译理念？
赵振江：我一直认同“翻译是二度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就诗歌翻译而言，我同意帕斯的观点。他认为“翻译与创作是孪生行为”，“译者的活动与诗人的活动是相似的，但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诗人开始写作时，不知道自己的诗会是什么样子；而译者在翻译时，则已经知道他的诗应该是眼前那首诗的再现”。诗人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译者则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在某种程度上，译诗比写诗更难：写诗是想写而且能写才写；译诗是无论你想不想译、能不能译都得译。这就是“戴着镣铐跳舞”吧。
帕斯在论述诗歌翻译时曾引述法国诗人瓦雷里的一句话：“理想的诗歌翻译在于用不同的手段创造相似的效果。”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译诗和原诗在形似与神似、异化与归化上的和谐与平衡，当然，绝对的和谐与平衡是不可能的。正如北大辜正坤教授所说，译诗追求的是与原诗的“最佳近似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如何利用诗歌这一语言艺术，使得译文和原文达到最佳的近似呢？
赵振江：翻译诗歌，不能像翻译小说那样逐字逐句翻译，而要让翻译出来的文字也成为“诗”。这就是“以诗译诗”。译诗，首先要理解诗。理解原诗，要“设身处地”，要“进入角色”，要体会诗人在彼时彼地的情感和心态。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写一首与原诗尽可能相似的诗。这就是诗歌翻译也就是译者追求的最佳近似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谢谢赵老师与我们分享了很多。由于时间与篇幅关系，我们只谈了西班牙语美洲几位重要诗人，还有尼加拉瓜诗人、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鲁文·达里奥（1867—1916）和秘鲁诗人塞萨尔·巴略霍（1892—1938），以及您译介的众多西班牙诗人，如加西亚·洛尔卡、安东尼奥·马查多（1875—1939）、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881—1958）、拉菲尔·阿尔贝蒂（1902—1999）、米格尔·埃尔南德斯（1910—1942）等都没有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