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成为科学的精神分析，为何最终被指责“不够科学”？(6)

电视剧《弗洛伊德》（Freud2020）剧照。
在彼得·盖伊写作的传记中记述了更多弗洛伊德对美国文化的冷嘲热讽。他评价伯内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诚实的小男孩，我不知道他到底被美国化到了什么程度”。在他眼中，美国人“大概只适合学习‘技术问题’”，对于深入理解精神分析的内核毫无兴趣。
一方面希望寻求承认，一方面又对其文化深感担忧，弗洛伊德对美国的这种复杂的态度鲜活体现了孙飞宇书中的一个精彩的观点：弗洛伊德英译本的“理性化”进程，也呼应着他自身的研究，是一个思想史意义上的“弗洛伊德之梦”。
精神分析通过对人潜意识的挖掘，尤其是对“性”的解释，揭示了一个对于我们认知人类文明极为重要、却又极易触动人们敏感神经的洞见：迈入现代社会后，自诩理性的人类不仅不是自然的主宰，甚至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我们都无法成为自己的主人。这种发现就犹如弗洛伊德在解析人类之梦时提到的那些具有破坏力的原始欲望，为日益理性化的现代社会所拒斥，引来了针对精神分析的如潮批评。只有采用英译本的理性化形式，精神分析这套学说才能以一种“安全”的方式被“文明社会”接受。孙飞宇指出，这一过程恰好印证了弗洛伊德对梦基本机制的描述：如果说梦的机制在于对欲望的满足，那么英译本也满足了弗洛伊德获得世界承认的愿望。
“在传播和变迁的过程中，后来在心理学领域淘汰精神分析的最重要理由，恰恰是它不够科学。最初改造它的主张，最终也成为在科学之中埋葬它的理由”。在《从灵魂到心理》的第二章末尾，孙飞宇写道。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个尽力实现科学化的精神分析之梦的“代价”是巨大的，它使得后人容易将精神分析作一种狭窄的理解。例如，弗洛伊德的理论极为强调治疗师和患者之间的“移情”，精神分析是对患者的治疗，也是分析师自省的过程，乃至弗洛伊德本人的文本中也会呈现出这种移情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恰恰是英译本的理性化风格所割舍的。此外，精神分析在美国化的过程中，对从业者需要拥有专业医学学位的要求，也让精神分析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医学科学，而忽略了它本质上还是一种有关社会、政治与人类文明的学问。
令人深思的是，弗洛伊德曾指出，精神分析是科学，也是“艺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对于人类文明来说，最有洞见的发现必然是最“科学”的吗？直至今日，对“科学化”、“专业化”的强调依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潮流，这则翻译的案例也让我们重新反思20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这种“科学化”进程，以及更广义的知识生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