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成为科学的精神分析，为何最终被指责“不够科学”？(5)

《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美]安德鲁·阿伯特 著，李荣山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
阿伯特指出，在当时的美国，组织效率作为核心价值的兴起，使得大多数职业都将以科层制组织起来，同时，由于效率强调产出结果的可测量性，职业之间的竞争，也就转化为可见的效率结果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更是直接影响了职业的相对地位。因此，精神分析若想在美国真正成为一门“专业”，则必须转向一种“技术的科学化和理性化”。
当时美国文化中体现的实用主义色彩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过程。孙飞宇在书中提到，弗洛伊德曾经认为美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效率和健身生活”，并经常对这种文化表达出嘲讽。2009年的一篇有关“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伯内斯与弗洛伊德之间轶事的文章，也从侧面体现了弗洛伊德对美国文化的观察和态度。众所周知，伯内斯是弗洛伊德的侄子，他在公共关系和广告领域“不无创意”地发挥了自己叔叔的精神分析原理，有关人类行为非理性动因的理论，让这位善于操纵人们想法的公关大师很是受用。在他的名著《宣传》中，他就花了大笔墨论述如何在人们完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引导消费行为，并在香烟广告等案例中进行了应用。例如，在20世纪初的美国，女性在公共场合吸烟被认为是禁忌或是“性放纵”的，文章指出，伯内斯通过将女性吸烟行为与挑战男性权力的意象相勾连，成功唤起了女性在消费时感受到的一种“权利意识”。
伯内斯对精神分析的应用，似乎是给精神分析在美国打的出色广告。不过，当伯内斯给弗洛伊德寄去自己的第一本书时，弗洛伊德却不无讽刺地回信：“我收到了书……作为一部真正的‘美国’作品，我对它很感兴趣”。这篇文章还指出，尽管弗洛伊德在面临财务危机时常向伯内斯寻求帮助，但他却时时注意与这位侄子划清界限。当伯内斯建议其撰写文章在美国包装宣传自己时，弗洛伊德还表示过“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