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成为科学的精神分析，为何最终被指责“不够科学”？(4)

孙飞宇提到，从弗洛伊德的好友厄内斯特·琼斯到监制英文“标准版”译本的斯特拉齐夫妇，他们在将弗洛伊德的作品在从德语转换为英语的过程中都造成了一些文本上明显的变化。例如，英文标准版译本去除了弗洛伊德原文中的德国地方文化和犹太人传统，此外还隐藏了许多弗洛伊德原文表达中的丰富意涵、改变了一些句子的语法、时态等。孙飞宇认为，这些翻译过程中的修改整体体现了英译本对弗洛伊德德文原文的一种“理性化”处理。

《精神分析引论》英译本之一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1952，Pocket Books出版社）书封。
这种文本的理性化，集中表现在英译本将德语的“灵魂”（seele）一词翻译为英文的“心灵”（mind）一词。著名精神分析学者、弗洛伊德的研究者贝特海姆认为，这也是弗洛伊德作品的一个“核心误译”。在弗洛伊德那里，精神分析应当是一种“灵魂的深度心理学”——此处的心理学并不是当时的那种偏向“感官生理学”的实证科学，而是与“意义”相关。这种理性化的翻译甚至不仅出现在英译本中，孙飞宇在书中指出，即便在1967年于法国出版的《精神分析词汇》中，“Seele”这个概念也没有被收录。
这种“误译”并非无心插柳，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精神分析试图争取“科学”身份的努力。这种努力背后的急迫也体现出时代文化的特点。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精神分析若试图在当时的美国“站稳脚跟”，成为一门规范的“学科”，则必须要将自身树立为一种客观、中立、理性的“科学”。在美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学科化的竞争更是惨烈。社会学家米尔斯就曾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写道，当时的社会学在美国往往要通过“对抗”其他学科，才能获得学院中的生存权利。
科学化的改造与转向
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安德鲁·阿伯特在《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一书中总结道，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职业的合法化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从依赖“社会起源和品格价值”，转变为依赖“技术的科学化和理性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重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