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译文集》：文学翻译的真谛(3)

爱玛一进去，就感到四周一股热气，兼有花香、肉香、口蘑味道和漂亮桌布气味的热气。烛焰映在银罩上，比原来显得长了；雕花的水晶，蒙了一层水汽，反射出微弱的光线；桌上一丛一丛花，排成一条直线；饭巾摆在宽边盘子里，叠成主教帽样式，每个折缝放着小小一块椭圆面包。龙虾的红爪伸出盘子；大水果一层又一层，压着敞口筐子的青苔；鹌鹑热气腾腾，还带着羽毛。
因为是译者，健吾老师并不夸张，但是福楼拜在视觉——例如颜色和形状——或嗅觉——例如混杂了食物和奢侈生活方式的“热气”——的用心，健吾老师却一点不漏地用中文逻辑为我们“顺”出来了，而且妙就妙在，与福楼拜在原文中的逻辑一点也不违和。
这当然并不奇怪，因为早在翻译《包法利夫人》之前，健吾老师就已经写了《福楼拜评传》。《福楼拜评传》的初稿完成于1933，当时他还在法国游学，只有27岁！游学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深化对福楼拜的研究。用柳鸣九老师的话来说，迄今为止，这本在八十几年前就已经完成初稿的《福楼拜评传》也仍然是中国对于福楼拜最好的研究。没有之一。在《包法利夫人》的译本序中，健吾老师在谈到福楼拜对于巴尔扎克和雨果的态度之后，转而写道：“福楼拜僻居乡野，埋头写作，和（现实主义）运动毫无往来。然而在没有作品能说明现实主义的正确内容的时候，《包法利夫人》的出现正好满足了这种要求。也正是这样，圣佩夫（即圣勃夫）才把它们拉在一起”。虽然没有强调，但是健吾先生在序言最后提醒我们说，“他（福楼拜）反对作者在作品中表示意见”，却“并不因而就少泄露他对时代的看法”。
可惜的是，在今天各种“外国文学史”或“法国文学史”中，很多文学史家还依然只满足于为福楼拜简单地扣上一顶“现实主义作家”的帽子，因而也导致了相当一部分读者对福楼拜所塑造的包法利夫人或者笔下的那个“资产阶级社会”产生了简单理解。
恒心恒力的研究家型翻译家
如果说在中国的文学翻译历史上，集评论家与翻译家于一身的，并不止健吾老师一人；集创作家与翻译家于一身的，也并不止健吾老师一人；但是能够集评论家、作家（剧作家、小说家）与翻译家的，却少之又少；在这三个领域能够做到最好的，就更数不出几个了。或许，和健吾先生交好的郑振铎先生算是一位吧。关键在于，研究的深入并没有影响健吾老师的生动译笔，而创作的经验却也没有让他在翻译时“时时技痒难耐”，这就足够我们这一代译者学习一辈子的了。健吾老师对翻译的事情有自己的见解。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写过《中国近十年文学界的翻译》，指出译者应该“不做作，不苟且，以持久底恒心恒力将原作用另一种语言忠实而完美地传达出来。”——当健吾老师结束了翻译的一生之后，为我们留下了十四卷的译文（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李健吾译文集》），译作既包括他所专注研究的福楼拜、莫里哀，也包括司汤达或者其他一些19世纪重要法国作家的短篇，应当也是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译者的“恒心恒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