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译文集》：文学翻译的真谛(4)

更是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专家型的翻译”。让我感喟的是，健吾先生译《包法利夫人》不仅有序，而且序也是与时俱进的。因为在194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的第一版里就有他当作序言的《包法利夫人的时代意义》，而在1958年人民文学的修订版里，他又重新作序，到了1979年再次修订的时候，他干脆把他的序也重新修订了。更何况在序之外，健吾先生还译了《关于包法利夫人的公诉状、辩护状和判决书发表于诉讼》，可谓“全套”。读者也能据此更好地了解到1856年至1857年《包法利夫人》遭到诉讼的前后以及家族聘请的大律师塞纳精彩的辩护词。除了能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包法利夫人》和福楼拜之外，译者这些“额外的”工作恰是道出了文学翻译的真谛：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资料功夫，与作者的所谓心灵相通都是不着边际的事情。
撑起汉译法国文学的一块天地
提起莫里哀的翻译，我很喜欢韩石山先生在《李健吾传》里提到的一则轶事。早先因为上海暨南大学的聘任，健吾先生三十年代游学归来后不久就在上海安顿下来，陪着上海一起渡过了抗战的“孤岛”时期。因为出身，也因为上海期间的一些特殊事件，健吾老师在上海并不完全如意。所以，即便作为上海剧专的创始者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本应该发挥他能力的位置。好在他在郑振铎先生的帮助下，回到了北京，进入后来成为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但是，就在他才离沪返京后不久，中国政府邀请了苏联戏剧专家来北京上海两地的戏剧学院讲学，有苏联专家提到中国“没有一个人懂得莫里哀和莎士比亚”，中央戏剧学院当时的院长欧阳予倩立刻反驳说李健吾能讲莫里哀。健吾老师讲的莫里哀给上海戏剧学院编剧师资进修班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他的讲解“简直像演一出戏”，“显示了他对莫里哀巨作的精通和表演才华”。
可不是吗，除了评论家，剧作家和翻译家的身份外，他对莫里哀的精通，还因为他也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中学时候就以男扮女装的表演闻名戏剧界了。当《好笑的女才子》里的父亲高尔吉毕斯拿两个女儿没有办法道，“我用不着风度，也用不着风情”，当《讨厌鬼》里的大山劝慰老爷说，“老爷，乐中有苦，就是生活，天下不会样样事如意的。上天要世上人都有讨厌鬼，因为不然的话，人就太快活了”，这对白的节奏就已经明白地告诉读者，译者绝不是一个只知字字对译，完全不知舞台效果的硬译者，可再看着原文，就知道他也绝不是一个为了舞台效果而牺牲掉了法语（不要忘了我们将法语称作“莫里哀的语言”！）和莫里哀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