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进步的标准？(4)

爱琴海地区的希腊城邦
从古至今，社会公共生活不仅是物质经济的内容，还有精神的内容。不似专门研究市场机制的经济学，政治学从不忽略人类的精神生活。政治家及政治学家对宗教和庙宇的立场和态度各不相同，却都从不忽略庙宇和宗教。
然而，可否用政权“形式”判断社会的进步与落后？今人能模糊地感到，政权形式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如组织法国社会的“政体”貌似比西非的部落酋长／巫师操纵巫术仪式和圣物“先进”。但是这种“感觉”并不实用，还有为帝国主义张目的嫌疑。即便换成法国的“政体”，西非依旧不是法国。没有城市及城市所代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不可能有效执行城市生活的典章制度。
直到约五百年前，无论中西，学人们厚古薄今，普遍赞颂古代社会生活。例如，中国儒门弟子言必称夏商周“三代”。近代以来，由于实用技术和抽象知识的再生产加速，学者们不再称颂古代社会，却为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激烈争吵，主要围绕政权形式及相关的政治思想争吵。
19世纪的学者用社会分工的复杂性或阶级斗争解释政府形式的差异。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的学人们用西式的政府组织形式来分辨公共生活的进步与落后，注重西方推举群体领袖的形式。一些西式的“两分”概念被广泛用于判断公共生活形态的先进与落后，如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政府权威与市民会社（非乡下的、文明的自治组织，civil society）。在现实的近两百个国家中，这种西式理论体系遭遇的“例外”太多，多到令人起疑。疑虑是：西方学术霸权劫持了全球学者的议程，诱使他们反复“注解”关于民主与自由这对矛盾的著述。由于理论很难对“公众”直接“洗脑”，大众用直觉判断甲社会比乙社会“好”或“先进”，也用先进技术和知识的起源地做间接判断。
上述那些定义含混的意识形态难以解释国家的兴衰。无论主流理论还是大众直觉，尴尬在于，国家兴衰频仍，三百年前崛起的“欧洲列强”已成历史名词。
（四）精英与平民：社会文明中的魔鬼悖论
自“城池”之后，因为一个魔鬼悖论，我们再难找到衡量社会进步的有效标尺。
人类体格不庞大也不强健，靠后肢行走不如四腿动物跑得快，也不如前肢演化成翅膀的鸟儿能在天上飞。倚仗大脑发达，人类从动物世界中脱颖而出，使生存竞争仅发生在人类群体之间。人脑有两大优势：杰出的群体生活能力和超常的学习能力。群体生活即公共生活，学习能力即个人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