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进步的标准？(19)

让个体家庭从育小、养老的重担中解放出来，从社会不平等的痛苦中获得解放，可以弥合平民与精英的分裂，让国家获得令人羡慕的社会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还能显著改善技术和知识创造／普及的环境。所以，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是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先进性的第三标尺。
第五，解释和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其实也是关于对先进治理体系的理解，有明显的政策含义。让这套治理体系或机制运转起来，保持良性循环，需要基层执法队伍保持严明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更需要基层居民社区持续拥有文明、密集、活跃的居民自治组织。就动能而言，中西不同。中国强调基层“居住社区”的文明自治组织，并高度依赖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领导及其质量。西方则强调“工作场域”带有阶级区隔性质的基层自治组织，即在各行业资本和竞争型政党主导下的，彼此争夺利益的，文明的市民会社（civil society）。上述差异的根子是：西方人为工作而工作，为来世或上帝而劳作；中国人为生活而工作，为育小、养老而劳作。相较而言，由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领导，追求上下同心的，同心圆式的“大一统”，公共生活比较可持续，也相对稳定。
四、结语
当今世界各国都为自己的社会文明骄傲，争论不休的是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平民的选举“民主”和精英的各种“自由”能解释世界各地的进步？若不能，用什么取代？不满“民主、自由”两大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概念劫持全世界社科学者的议程，从现实出发，笔者抛砖引玉，企图另起炉灶，为的是议程转换。
社会进步主要基于公共生活演进的自然逻辑，而非应然的价值观和典章制度。如同“城池”是“社会文明”的最初门槛，社会的先进与落后主要反映在当今大都市的治理体系中。放弃流行的西式“两分”标准，着眼于国家在生存竞争中的兴衰，笔者以两个前提下的三大标尺去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的先进与落后。两个前提是：先进基础设施的密集程度和国防的强大程度。三大标尺是：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以及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证伪上述理论的三个要素是：能否粘合精英与平民，给较大规模的国家提供较强内聚力；能否对国外群体产生较强吸引力；能否为技术与知识的创造和普及提供较优越的环境。
就解释及衡量古今中外的社会文明进步史而言，上述体系可以被视为一个替换性质的理论假设。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原标题为《论社会进步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