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进步的标准？(16)

第一，在市场经济时代，无论公司或国家，缺乏算账能力就意味着被淘汰。任意使用公权，不注重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的成本核算，缺乏对算账的敏感度和能力，导致公共生活落后，政权难以为继。对公权成本核算的敏感度越高，社会文明程度就越高；对公权成本核算的敏感度越低，社会文明程度就越低。
国家越小，治理的成本核算就越容易；国家越大，治理的成本核算就越难。然而，无论国家大小，公权成本核算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的。大国更需要非常先进的公权成本核算，先进的公权成本核算意味着具有治理庞大国家的能力。任性使用财权，缺乏算账的敏感度和能力，预算缺乏透明度和财政纪律硬约束，必然导致财政的恶性循环。古今中外，政权的破产往往首先是财政破产。因为这个道理，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获得广泛关注。
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审计和监察机构，但成本收益核算机构的专业能力和政治地位才是关键。西方国家让立法机关控制行政机关的钱袋子，但立法机关也可能沦为利益集团争夺公帑的交易场所。不任性花费公帑，如花自家钱那样对每一分钱公帑支出精打细算，需要政治家自律的政治美德。城市越大，财政盘子越大，这种政治美德就越重要。政权如何支出公帑，人在做，天在看，老百姓的感受刻骨铭心，关联着人民是否信任政治家。
第二，公权成本主要是财政开支。何为公权收益？占国家财政开支大头的都是随经济生产增加而增加的公益，即教育、医疗、社保、社区、基础设施及国防、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农业补贴。问题不在项目，而在对项目实施效果的精准评估。花了民众的血汗钱，却不知如何精准评估效果，甚至不在意评估效果，就标志公权使用的任性和对成本核算欠敏感。
就社会进步而言，衡量公权收益主要不在公益量增加而在公害量降低，即违反公共财产使用秩序现象显著减少。公益增多代表经济生产进步，公害减少标志社会文明进步。制止住公害，公德昭彰，公益开支方能有效。在公害增加的条件下，公益开支增加基本无效，徒增公权机构的膨胀和腐败。
第三，可用以下四条标准衡量对公权成本核算的敏感度。
其一，推出的政策法规是否任性、随意，朝令夕改。对成本核算敏感度低，就会滥用公帑，出台执行不了或不可持续执行的政策和法规。成本核算敏感度高，就较少朝令夕改。判断政权是任性还是理性，这条标准最直接、有效。
其二，是否有沉重罚则支撑所有禁令。无罚则的禁令使犯法成本低于执法成本，使违法行为越来越多，代表政权对成本核算的漠视。沉重罚则使犯法成本高于执法成本，使违法行为越来越少，执法队伍的士气越来越高。所以，立法和行政机构不能任性地制定罚款数额，而应制定罚款公式，其基础是计算违法收益和精算每个执法人员每分钟的成本，并随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状况而逐年自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