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进步的标准？(18)

其次，从历史上看，从政策上推进育小、养老的均等化与国民财富的丰裕程度和公共福利开支增加没有必然联系。均等化政策始于国家财政最困难的时期。均等化政策与社会团结有关，与国家弥合社会分裂的动力有关。增减公共开支，增减的是服务质量，不是均等化政策本身。
社会均等化也不是穷人对富人的战争，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因应大城市天然发展逻辑的，所有个体家庭对全社会的诉求。正如妇女解放不是妇女对男人的战争，只是要求全社会共同承担原本加之于个体妇女的重担。

电影《寄生虫》剧照
第三，当今世界已不再争论政府是否需要干预育小、养老。争论的是由公权统筹经营更有效率，还是政府花钱让私营机构进行市场化经营更有效率。因为私人盈利吞噬大量政府支出，目前的实验结果更支持前者。如果住房资本化，养老的均等化就很难有进展。公立教育萎缩，私立教育机构蓬勃发展，家庭教育开支就猛增。当医患关系被归为商品供需关系，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在病患眼里就成了趁火打劫的奸商，显然代表社会文明的堕落。
第四，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与减少官员腐败的关联既明显又强大。定义共识在全球社会科学界极为罕见，但腐败有公认的定义：非法以公权谋私利。定义简单、清晰，控制腐败的办法也就简单、清晰。所以，古今中外，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有迅速控制住腐败的先例。就腐败的定义而言，治理腐败的方法只有三类。其一，将腐败合法化。其二，切断公权与私利的联系，如严惩官员贪腐，使腐败成本高于收益。其三，削减公权者的腐败动机，即降低官员谋取“更好”的自家育小、养老条件的意愿。育小、养老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官员的腐败动力就越强。在劳动者再生产几乎均等的国家，官员腐败的动力最小，所以新西兰和北欧各国的政府也明显最廉洁。
在以创造无形产品为主的第三产业时代，人的智慧已经成为财富创造的主要来源。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社会领域的均等化能有效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有闲，不恐惧，有较高平均教育水准的群体，不仅可以增加居民的安全感／幸福感，更能增进想象力和创新力的普遍化，能释放消费市场的规模和刺激新的经济增长点，还能有效降低以公权谋私利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