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进步的标准？(17)

其三，是否以成本核算的“专业性”塑造执法队伍。精算执法人员的成本收益到每分钟，就不会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去向上级展示执法队伍的政治忠诚。执法队伍的政治性来自专业性；执法队伍缺乏专业人员的荣誉感／羞耻感，也就不具备政治性。
其四，是否重视在行政区和商业区执法而忽视在居民区执法。居民区的执法公正系着民心，是城市秩序的基础，其重要程度远高于浮在表面上的行政区和商业区秩序。居民区不是法外之地。若公共道路的人行道上不能停车，社区内部和周边的人行道上就更不能停车。优质的社区自治和自治契约需要效率极高的综合执法队伍支持。
任性地使用公权财力，精英与平民就会分裂，内聚力和外部吸引力就会降低，技术与知识创造／应用的环境就会恶化。所以，精算使用公权成本与收益的程度，能展示政权的理性或任性程度，是解释和衡量公共生活形态进步的第二标尺。
（三）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
如何对待育小、养老，是当代社会进步方向的根本问题。在普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四分之一的财政支出中，占比最大，而且还在膨胀的项目分别为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卫生、社区建设和社会治安。换言之，公共支出主要涉及育小、养老，即劳动者再生产。政府随经济发展提供公益，精算公共开支的成本收益，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如何看待育小、养老的成本核算。
大都市是国家财富和税收的主产地。由于基础设施越来越先进，吸引的人口越来越多，不动产也越来越昂贵，生活费用水涨船高。都市市民最主要的恐惧和痛苦来自不可避免的生育和养老负担，对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的前景感到恐慌，是大都市最重大的公害。由于城市居民的育小、养老必然向上看齐，生活就必然越来越艰难。在市场竞争机制主导的经济大环境里，为维持正常的劳动者再生产，不断减轻广大市民的痛苦，由政府主导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的均等化，使之与家庭货币收入逐渐脱钩，是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先进性的第三标尺，也是第三大原因。
首先，自古以来，劳动者再生产主要由个体家庭承担，辅之以血亲家族内的互助，政府时以政策干预，但不是主要因素。自20世纪初开始，经济领域保持由市场主导，社会领域却呈现去市场化的总趋势，即政府组织全社会共同分担育小、养老的责任。公立学校成为基础教育甚至普通高等教育的主流；所有政府都以各种途径深度干预城市住房市场，使之趋于均等；公民按人头缴纳均等费用，由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障系统和免费医疗系统。到21世纪，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已渐成发达国家公认的“民权”，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者基本的共同诉求。世界各国促进育小、养老趋于均等的途径五花八门，但大原则一致，即由个人、集体、各级政府分担。极端遵从市场机制的新加坡政府，为93%的国民提供均等的住房分配保障，也是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