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评《修仙》︱神仙的生产和传播机制

《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康儒博著，顾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284页，58.00元葛洪在《神仙传》中写到左慈时，说他“少明五经，兼通星纬，见汉祚将尽，天下乱起，乃叹曰，值此衰运，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也。乃学道术”。他捉弄曹操的故事就像是汉末的《V字仇杀令》。曹操不相信天下有不食之人，把左慈关闭了一年，左慈却只靠饮水就能活着出来，且毫发无损、体形如昨。曹操想跟他学道，不料竟遭拒绝：“学道当得清净无为，非尊者所宜。”曹操怒起杀机，但几次都让左慈逃脱。随后，“寻又见慈走入市，乃闭市四门而索之，或不识者问慈形貌何似，传言慈眇一目，青葛巾单衣，见有似此人者便收之。及尔一市中人皆眇一目，葛巾单衣，竟不能分。曹公令所在普逐之，如见便杀。后有人见慈，便断其头以献曹公，公大喜，及至视之，乃一束茅耳”。
无论遁形、分身还是“尸解”，都是左慈用来对抗统治者的法术。这是康儒博（Robert Ford Campany）在《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Making Transcendents: Ascetics and Social Mem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一书的第七章“修道者、他们的家庭和皇权”（Adepts, Their Families and the Imperium）中引用的例子。

英文版封面：Robert Ford Campany, Making Transcendents: Ascetics and Social Mem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正如《V字仇杀令》被视为“政治童话”，中国的仙传文本也不过是一种成人的奇幻叙事。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这些严肃的历史写作虽然都给方术留有位置，但他们并未视之为“信史”。王充写作《论衡》，“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努力对黄老道术进行“证虚”所获的认知，在今天得来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在汉末之前的上古时代，虽然有不少明白人，但仙术的信者仍然非常之多，应劭在《风俗通义》中究其原因，归之为修道人“因饰诈说，后人吠声，遂传行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