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评《修仙》︱神仙的生产和传播机制(4)

一般历史学家都会忽略无名氏，他们出于惯性总是关注那些有名有姓记载于史料中的人，以及这些人对政治、外交和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但人类学家却很重视历史上无记录的人群以及他们卑微的生活史和心灵史，因为不管有名无名，他们都是人类样本。所以当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就像法国的“年鉴学派”和中国的“华南学派”一样，颠覆性的洞见会经常出现。康儒博在本书的结论是，“从来没有自我创造的仙或者圣徒”，“仙”这种如幻似真的现象，是社会的集体心理期待利用“文化总集”同构出来的，它并不是修道者个人的虚妄，而是天下人心使然；修道者不过是“社会戏剧”的表演者，只是被邀请来满足观众的要求。康儒博的推导过程，也借助了人类学的“总集”。在“尾声”（Epilogue）中，他引用了有“现代人类学之父”之称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巫师和他的术法》一文中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又引自美国人类学家玛蒂尔达·
科克西·史蒂文森（Matilda Coxe Stevenson）在1890-1907年间对居住在新墨西哥西部祖尼（Zuni）河谷的洞穴、悬崖和台地中的祖尼人的田野调查。史蒂文森亲眼所见的祖尼人真实故事堪称康儒博结论的“原型”：
一个女孩在被一个男孩抓过手后得了神经病，人们便怀疑这男孩会巫术，应接受审判。一开始，男孩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神秘力量，但这样的辩护没有效果，在意识到巫师罪可致死的情况下，他改变了策略。他开始编造自己如何学习巫术，并说有一种可以让女孩致疯的药，另有一种是解药。人们迫着他去制造和演示这两种药，他假装通过复杂的仪式来制药，并用自己的身体“成功”测试了两种药效。他以为给女孩服了“解药”便可以脱罪，但女孩的家人没有放过他。随后他不得不编第二个故事，说某根神奇的羽毛赋予他用仙人掌的针杀人的能力，于是法官要求他出示这根羽毛。他好不容易在家中墙壁找到一根羽毛，然后人们要求他演示如何使用这种法术。最后他痛哭流涕，说自己失去了特异功能，这才让控诉他的人安了心，终于把他放了。
这个人类学报告揭示了人们如何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期待去塑造“公敌”，使一个无辜的人如何变成了“表演者”。无独有偶，另一位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他的《六论自发性》（Two Cheers for Anarchism）一书中也谈及了人类的相似习性，只不过是相反的例子，即人们如何寻找和塑造自己热爱的代言人和领导者：“我们如果以长程的视野审视马丁·路德·金这位黑人基督教社群、黑人民权运动和黑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言人，就能看到，那些看似被动接受马丁·路德·金的滔滔雄辩的听众，是如何帮他写出演讲稿的。他们用自己的反应选择了演讲的主题，这些主题能够激发生动的情感联系，会被马丁·路德·金以独特的方式放大、发展。在他的演讲话题目录里，造成回音的话题被拓展，应者廖廖的话题则被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