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评《修仙》︱神仙的生产和传播机制(3)

肥致碑出土后，因碑额不题碑名而题了两位皇帝的名字，不符合汉碑常例，加上碑刻字口锋芒宛如“新发于硎”，曾被疑为伪汉碑，其受重视程度远逊于唐公房碑。
康儒博对这两块碑的解读遵循了他在第二、三章所导入的“文化总集”（Cultural Repertoire）的概念。“文化总集”的生成有赖于一代又一代的文献累积，这一过程包括了不同时代不同人的原创、改写、删减、反对、加工、拓展、重建、互文、分类、汇总等工作，对于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它是不断更新的资源库和工具箱同时也是赋能的源泉；对于传播过程的接受者来说，它是绵续不绝并时常处于动态的社会记忆和集体无意识。正如唐公房碑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记载，不仅在后来的地理学著作和道术经传中被剪裁、被复制、被套用于别的修道人物身上，成为叙事蓝本；也出现在相隔不过百年的王充的著作《论衡》中，变成批驳淮南王刘安升天传说的“反叙事”文本：“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好道学仙之人，皆谓之然。
此虚言也。”不断反复的叙事/反叙事在正反双方的辩论中再一次增强它的传播，所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已经成为汉语文化中的“成语”，就像“驾鹤仙去”这个“成语”被逐渐用来劝慰逝者亲朋以减缓死亡的冲击一样，它们都进入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只不过其仙术起源被近现代日益彰显的科学观念覆盖和遮蔽而已。
“文化总集”是“仙”的生产和传播机制的关键，它不仅为“修道者”(adepts, practitioners或transcendence-seekers)的自我转化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仪轨、具体技术（生理学、医学、物理学、化学层面的训练方案）、另类经济模式、修辞指南、公共关系策略、成功个案和权威加持认证，还为制造“信者”（believers）提供了信任的心理基础。在康儒博看来，修道者虽然喜欢遁入山林，不轻易把“秘术”（secret arts）传人，但事实上这种疏离和保密被用来放大了秘奥文化的吸引力（正所谓愈隐愈显），所以他们仍然是与社会积极互动的主体，通过“奇迹”（wonders）的直接展示或仙传作者的间接陈述来吸纳信者，进而拓展他们在世俗社会里的空间。历史上肯定有真正的隐者，但他们能见度太低了，在历史文本上永远是失踪的。
隐者的主动匿名，和那些相信仙术的普通群众的无名状态是一样的，后者在历史文本上也会偶被提及，但始终面目模糊。然而，这些无名无姓的信者，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也用自己的需要、期望和趣味，参与了“仙”的生产和传播。他们和那些通过立碑留名的赞助人、甚至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两位最著名的仙术信者、以及众多位列仙传的修道者一样，同是共谋者。所有这些人的思想和行动，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聚合生成了“仙的文化总集”（The Transcendent’s Cultural Repertoire，第二章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