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评《修仙》︱神仙的生产和传播机制(6)

有意思的是，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一书中也关注了同样的问题，不过研究焦点不是修道者而是普通农民，研究范围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了被划入“赞米亚”（Zomia）地区的东南亚国家。“赞米亚”是斯科特根据荷兰历史学家威廉·范·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的原创概念而重新界定的政治地理空间，又称作“东南亚高地”（Upland Southeast Asia），包括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的所有海拔超过三百米的土地，它的中国部分主要包括云贵川的山区。按照他的“自我野蛮化”（self-barbarianization）的理论，中国西南高山地区聚居的少数民族也许并非“化外之民”，而是中原农民为了逃离平原低地上的儒家皇权帝国的统治，在迁往高地山林的过程中，为免被识别和被追捕，自己毁掉原有的文字语言而形成的新部落。
因为高山地区不适合种谷，他们采用了与精耕细作的定居农业完全不同的游耕技术，种植可短期收获的作物，以适就随时迁移的需要。这和修道者们遁入山林的逃逸路线是完全相同的。
修道者们对现实政治的反对也基本上止于这种“逃跑主义”的水平。他们的“却谷食气”所表达的“吃的政治”虽然颇为激进，但只限于抗拒中原本土的作物，对汉代从印度传入中原的胡麻（芝麻）却网开一面。作为“通天”媒介，加上拥用强大的“文化总集”，他们其实能解释异象、演绎天谴、预言革命、对造反者进行道德授权，但事实上除了他们神秘的法术、仪式和隐秘的组织方式被农民起义所利用（例如黄巾起义和义和团）外，他们自己的反抗行动寥寥可数。康儒博的研究重点也不在此。在探索修道者与皇权的关系时，他更多地列举了他们与统治者的合作，特别是帮助秦始皇和汉武帝寻仙封禅的事迹，而近身反抗的例子也就是左慈对曹操的捉弄而已。但严格来说，就连左慈的个人故事也不过是“档案中的虚构”(fiction in the archives)，是仙传作者葛洪的意识形态修辞，根本算不上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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