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评《修仙》︱神仙的生产和传播机制(2)

“修仙”这种事情，在知识分子眼中只是“民间迷信”，连宗教都算不上，但康儒博却以此为题写出专著，他自然不会浪费时间去研究不食五谷、长生不老、坐见万里、役使鬼神、穿墙破壁、乘云驾龙的幻术细节，更不会把仙传文字采信为历史真实，而是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去深究“仙”的生产和传播机制，这是他的著作的要义和贡献。仙术肯定是假的，而“天下乱起”、人们逃离现实束缚的意欲却是确凿无疑的；仙传文字也是虚构的，但它的历史必要性以及满足这一必要性的生产和传播却是不争的事实。若以此反观当代“大师”泛滥的“造神”运动，这一角度其实颇有启发。
像今天大多数研究中国的历史人类学家一样，康儒博把“读碑”作为破解历史密码的路径。在第八章“仙传的劝说”（Hagiographic Persuasion）中，他举了两块东汉时期的碑文作为例子来说明“仙”是如何被生产和传播的。其中陕西汉中城固的“仙人唐公房碑”（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是“成功”的例子，这块碑记述了唐房在王莽新朝的成仙事迹：他在吞食“真人”所赠仙丹后能“移意万里，知鸟兽言语”，遇上老鼠“啮车被具”，乃“画地为狱，召鼠诛之”，这种异能被“府君”所知，“欲从学道”，但一无所成，最后怒而要辑拿公房妻子，“真人”再赠药给妻子，妻子“恋家，不忍去”，师父“乃以药涂屋柱，饮牛马六畜。须臾，有大风玄云来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倏然与之俱去”。这块碑的立碑者是汉中太守郭芝及十五名官绅，因此得到后世知识分子的关注，开始其跨越时空的传播。
最早是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写到城固的鼠类时，顺便提到了唐房的故事：“昔仙人唐房拨宅升天，鸡犬皆去，唯鼠坠下死，而肠出数寸，三年易之，俗呼为唐鼠。”后来一些禹贡地志学者又因为这个典故而写到城固的唐公祠，例如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其中的一个立碑人、东汉官员祝龟的名字也出现在这本著作中）、南齐刘澄之的《梁州记》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他们对唐房“阈限”（threshold，升天之地）的“田野调查”记录，为他忝列道教经典和志怪著作提供了地理学的真实细节，东晋葛洪的《神仙传》和杨羲的《上清经》、南朝陶弘景的《真诰》和刘敬叔的《异苑》都把唐房写成了确凿的成仙案例。到了1064年，这个碑文的拓本进入北宋欧阳修的视野，他在《集古录》中的考证使得碑文得到了更广泛的流传。
而河南洛阳偃师的“河南梁东安乐肥君致碑”（现藏偃师市商城博物馆）则没有这么幸运。这块碑直到1991年才从偃师蔡庄村的墓穴出土，也是一位东汉仙人的纪念碑。上面记述他的姓名是肥致，“其少体自然之恣，长有殊俗之操，常隐居养志。君常舍止枣树上，三年不下”。这位“树人”的异行受到东汉皇帝（碑额有孝章皇帝和孝和皇帝的名字）的关注，某年瘴气成害，便被招去消灾。他“翔然来臻，应时发算”，功成后，被“赐钱千万”，他却之不受。后来又为皇帝隔空取葵，“行数万里不移日时”。碑文最后列明他的四位师友，其中包括最早见载于西汉刘安的《淮南子》的著名仙人赤松子；还有他的弟子兼赞助人许幼。立碑人是许幼之子许建，碑是从许建的墓中发现的，肥致的成仙故事因长埋地下而不为人知，因此在历代仙传文献中也就看不到他的名字，在传播方面算是个“失败”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