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宝明：《新青年》与“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2)

胡适曾于1936年为《新青年》做广告：“《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虽然胡适是为了推销《新青年》，但他并非是夸大其词。早在1923年10月，胡适在《给〈努力周刊〉编辑部的信》中就写道：“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
无论是褒是贬的何种党派、无论是持有何种观点的学者，无论是思想家还是出版史家，都不能不为《新青年》这个平台创立了社会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奇迹拍手叫好。即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学界同仁每每提起《新青年》，都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发自内心的、由衷的敬意：一是思想史那些闪亮登场的字眼排列组合成了一轮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撩动并加速我们的心跳；二是出版史上发生的当红奇迹无法阻止我们的好奇心。今天的我们一直在好奇，《新青年》为什么能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后期的大名鼎鼎？
因此我们要遥想“新青年派”知识群体搭建的历史世界，故事林林总总，撇开其逶迤曲折，我们掘拾其最为鼎盛的“同仁”时期作为我们触摸的对象：在“公同担任”的编辑部里，“精神股份制”下的启蒙运作规则演绎出了一幕思想史上逶迤曲折且宛转悠扬的故事。在一个世纪之后，那一代人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仍是人文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
二、门可罗雀：一人“主撰”的“前世”
下面，我来讲述《新青年》创刊之初的故事。1915年９月，《新青年》杂志创刊，其初创名为《青年杂志》，后因触及同名刊物的版权，才改为后来广为人知的名字。当时已有一个宗教性质的报刊名为《青年杂志》，陈独秀便当机立断将其改名为《新青年》。
刚刚出世的《新青年》曾有一段不为人知的不受待见的遭遇，并非像陈独秀早期所振振有词的那样，“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当时以“主撰”定位的陈独秀一文不名，还没有章士钊有名气，《甲寅》的名气更是远远在《新青年》之上。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逃到日本，为生计四处奔波。当年出版商的压力丝毫不亚于今天互联网时代的出版社。在商家那里，“硬通货”才是硬道理。要把启蒙的生意做大需要多重元素的协力，其中有几个基本要素迫在眉睫：一是基本的运转经费；二是优质稿源；三是编辑队伍；四是发行人手。其中尤以前两者最为紧要。
所以陈独秀在一人担当时期，时刻不忘两个发展主题：一是资本，二是人才。首先是北上集资，为杂志的运转奔波。汪原放曾回忆称：“1915、1916年间，酝酿过一个‘大书店"计划。起初曾有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通俗图书局三家合办之议，未果。后又打算群益、亚东合并改公司，并由此而有仲甫、孟邹北上之行。”陈氏亦多方筹资，从他致胡适的约稿信中可以得到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