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宝明：《新青年》与“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5)

此外，《新青年》公共空间的独特性还在于，文学“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空间”一开始就混装在一起。《新青年》群体的努力结果，变成了同仁们开创的《新青年》既是文学“公共空间”，又是思想“公共空间”，还是政治“公共空间”。胡适在刚入职时曾和陈独秀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20年不谈政治，而为了留住胡适，陈独秀也答应了这个要求。但答应归答应，陈独秀心中有着浓浓的政治情怀，因此他还是拐弯抹角地谈论政治。
在《新青年》这个公共空间里大家可以各说各话，但有一点却不曾偏向：围绕中华民族现代性目标上的高度一致和统一，讨论中国当下应何去何从，充满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在这个意义上，《新青年》是“精神股份制”浇灌出的思想“奇葩”。在这个“精神股份制”规则下，《新青年》“公同担任”的编辑同仁，以舆论家的身份为民族与国家的民主、独立、富强、自由、和谐等人类核心价值观和终极关怀担当着“道义”，释放着家国情怀。他们可以在编辑方针上仁者见仁，可以在选稿内容上智者见智，也可以在论述路径上各自为战，但在中国现代性的演进之大是大非的国是问题上唯一不二。对此，我们可以从陈独秀立意的破与立之“革命”大纛上，找到同仁们共同奋斗的目标。
然而，对于陈独秀的攻击从未断过，捕风捉影的谣言无处不在，《新青年》也面临四面楚歌的困境，这和陈独秀提出新思想、新道德是有关系的。因为《新青年》提倡个人自由、独立婚姻等，观点较为激进，因此有人把“陈独秀”故意写成“陈毒兽”，对他冠以骂名。1919年6月，陈独秀开诚布公，毫不隐晦同仁们在“反对”与“拥护”上态度和目标高度的一致性。发出了最为率性的“宣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德先生与赛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在现代性的演进上，以编辑部为主体的“新青年派”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认定的方向。所有的发散最终都聚焦在一个中心：“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这就是20世纪“新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道路上的旨归。在这一个破旧立新“问题”上，同仁们没有歧义，于是也才有了在同一条战线上协同作战、再造中国的默契与承诺。
到了1919年，虽然编辑部已经到了山重水复的境地，但以陈独秀口径出炉的《本志宣言》火力更加迅猛、意志更加坚定：“本志具体地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共同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共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全体”、“共同”一扫内部的张力，他们共同追逐着未来那若隐若现的中国梦。但遗憾的是，“新青年派”的宣言，也预示着一个声名鹊起的团体即将“散掉”。残酷的是，“公同担任”的“精神股份制”时代也将成为同仁们难以释怀的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