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宝明：《新青年》与“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6)

四、“金字招牌”：精神“股份”的力量
对于《新青年》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来说，“公共性”既是秩序，又是原则。“公同担任”的“精神股份制”之所以能够形成“金字招牌”，两点因素不容忽视。对新青年群体知识分子来说，第一是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和能力，这是公共性的前提；第二是具有批判意识公众相互之间达成的共识，这是启蒙的底线。这一放一收，两点缺一不可。
由此，理性、秩序、公共，成为“公同担任”的核心观念，这也是《新青年》及其知识分子群体得以辉煌的保证。然而，这一“公共空间”的同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渐淡化，启蒙共同体内部已然出现分化。当然，这一分化的必然性可以说与生俱来。对此，我们可以从陈独秀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以及对杂志话语权的把控等蛛丝马迹中找到确凿的历史依据。陈独秀是一个敢说敢干，风风火火闯九州的汉子，甚至还和蔡元培一同研制炸药，但是胡适的观念是想打造一个“公同担任”的“公共空间”，因此两人的冲突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新青年》启蒙话语公共舆论中潜藏的“话语霸权”，不仅表现在对于传统文化、宗教话语的挤压，还包括《新青年》“公共空间”内部话语权力的不平衡所隐蔽的冲突基因。新青年在轮流编辑时主题有着不同的变化，在胡适编辑时主要是哲学和译文作品比较多，如《玩偶之家》等等；而到了陈独秀编辑时则围绕政治展开。因此同仁性绝非铁板一块，一旦出现分裂，必将带来大厦崩塌之垮掉的后果。
《新青年》的同仁性在于其公开透明的特点、开放包容的气度、担当执著的气象。或许，正是“精神股份制”浇灌的启蒙之花让他们备加珍惜，以至于以爱恨交织的不同心态和文字流布出依依不舍的复杂情感。对此，我们不难从同仁们关于“金字招牌”之何去何从的寄托中体味到其中的爱恨情仇。
事情的经过要从陈独秀的个人际遇说起。1919年4月8日，蔡元培宣布废除学长制。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但仍保留教授职位。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当年与胡适20年来年不谈政治的承诺，也在顷刻间灰飞烟灭。陈独秀不再拐弯抹角地谈论政治，而是直言：我就是喜欢谈政治的，即使你逃离了政治，政治也会找到你；即使你逃到深山老林，政治仍是会找到你。我们就是政治人，我们与政治是无法分开的。
1920年9月1日，也是“新青年社”成立之日，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同是发表《谈政治》的公开文字的8卷1号，“新青年社”的《本志特别启事》“以免误会”的“预先声明”一目了然：“本志自八卷一号起，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一切事务。”杂志封面由“上海群益书社印行”调整为“上海新青年社印行”的“变脸”，标志着陈独秀与群益书社7卷42期的合作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