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宝明：《新青年》与“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8)

奈何！”
就此而言，原本我们通常将《新青年》的分化归因于问题与主义、启蒙与革命、文化与政治的分歧，现在看未免有夸大之嫌，至少可以说不够全面的。事实上，上述论争恰恰能够说明新青年这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和自由性，只要把它限制在“真理愈辩愈明”的范畴内。然而，当陈独秀迫不及待地打破同仁们的“不谈政治”的承诺，“色彩”加速染浓，势必将原有秩序打破，“股份制”以及“公同担任”的格局也随大势已去。
如果说《新青年》同人有底线，那无非是说“精神股份制”的成果需要共享：我们看到，当陈独秀主导的《新青年》重组这个“股份制”时，同仁们那根敏感的神经紧张起来了。本来，这里尽管有“政治”歧异、“色彩”不合等等问题，但在同仁们看来都是细枝末节、无伤大雅，也完全可以让《新青年》完成“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回归。毕竟政治色彩染浓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从一开始就龃龉且不断升级。与此同时，南下还是北上的去留也不在话下，这只是一个空间问题，更何况原来《新青年》就在北京。让谁来办，或者说谁掌握话语权，才是大是大非、何去何从的症结所在。正是这样一个拉锯战式的紧张，清晰地折射出同仁难舍、旧情难割的深层心理。
从1919年9月出狱算起，陈独秀经历了北京、上海、广州的三步走。每走一步，就与同仁们疏远一次。这一时期的北京和上海之间书信往来中心议题基本上都是关于《新青年》的起、承、转、合问题。1920年４月26日，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12人，进行公开、广泛地征求意见，显示出作为“伙计”应有的民主与公平。细读之下不难发现，“咨询”无非是一种台前幕后的过场，说穿了是无疑而问的（摆）设（之）问。从其相继邀请陈望道与沈雁冰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和撰稿工作的情形看，在上海的陈独秀已经拿定主意了。殊不知，这些正是上海“同志”惹恼北京同仁的冲突升级点。所以这样胸有成竹的“请速赐复”之请求得到的只能是一纸空文。
《新青年》在北京、上海“两栖”之时，针对杂志“色彩”问题，胡适多次写信与陈独秀交涉。12月16日，陈独秀在给胡适和高一涵的信中说：“《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胡适心急火燎，陈独秀却“不以为然”，同时倒打一耙：“同仁多做文章”才是。主导权旁落于陌生人的做法本来就令同仁不满，更何况陈独秀还给那些新人诸如沈雁冰、李达、陈望道等支付了薪水：不但同仁时期圈存的家底要流入外人的腰包，而且外人以一边倒的思想倾向把控《新青年》，这怎能不让北京同仁义愤填膺？撇开中间飞鸿穿梭的意见征求，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花落谁家成为你推我搡的议论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