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宝明：《新青年》与“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9)

胡适得知陈独秀闻讯而感情用事后，他便很快向在京同仁发出紧急信件，以“征求意见”的名义联合抵制“色彩”与“分裂”。这时的“色彩”问题已经被“分裂”与否所取代，而“分裂”还是“统一”的问题则是在为一个“名目”。胡适曾为消解陈独秀的火气这样安慰过同仁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王星拱等伙计们：“《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仁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这是胡适的真实想法，也是担心破裂而走出的“妥协”一步：《新青年》这一如日中天的“金字招牌”究竟鹿死谁手才是手中的底牌。
胡适向同仁“征求意见”的议题，提出想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但在陈独秀气急之时，胡适很快收回“另起炉灶”的要挟，态度上180度大转弯，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当陈独秀在气头上表示“此事（指另起炉灶）与《新青年》无关”时，胡适持要挟的口气和方式：“然岂真无关吗？”这个疑问的口气中除了要挟外，还有一种对同仁多年心血的讨价意味。这里，胡适不愿意分裂的态度从来没有这样鲜明过，他竟然主动地迁就起陈独秀来：“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
包括胡适自己在内的9位北京同仁，有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王星拱等6人态度明确地支持“移回北京”；而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则明确表示“索性任他分裂”、“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李大钊则以“调和”的态度“主张从前的第一个办法”。作为精神股东，《新青年》的同仁董事会是以飞鸿传书的形式进行的，他们往往不在现场，但个个圈阅、人人担当、从不缺席。正能量的“调和”“商量”“和和气气”是一种重整旗鼓的呼应；而看似负能量的“索性”“不必”“不在乎”则是一种酸葡萄心理作祟。这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同仁们对于这个金牌杂志的留恋、珍视和惋惜。
五、聚散之间：从“独白”到“复调”的启示
“复调性”作为历史哲学理念，其精髓正是“不同主体间意识互动、互识的对话性”，其根源则是“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性”。“复调意识”的核心语义乃是：确认视角与思想的“多声部性”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确认诸种观点与声音“既不相融合，也不可分割”，各自对立而又彼此相关，在互补、互证、互动、互识中并存共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和而不同”，正是对巴赫金“复调理论”之核心要义的精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