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宝明：《新青年》与“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12)

我认为陈独秀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目标。在30年代抗战爆发的时候，记者曾问陈独秀如今还是否要创办报刊。对此，陈独秀回答说他不再创办了，因为现在各个杂志报刊都愿意发他的文章，都向他约稿，在这个意义上他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同时，陈独秀为中国现代性演进，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文化上，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在40年代蔡元培去世的时候，陈独秀写了一篇纪念蔡元培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回首历史，回顾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等等，因此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陈独秀实现了他的理想和寄托。
主持人马建标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我赞同张老师的观点，即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总体上是相当成功的。如果从俄国的人的角度观察，似乎更能印证此点看法。1920年6月，苏俄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初来中国之际，就注意到陈独秀。他在给俄共中央远东局的信中，专门提到陈独秀，认为他是“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力的教授”。这也说明陈独秀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当然与他主编的《新青年》有关。
评议人胡梦莹博士（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我从事五四时期中国近代翻译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一直很关注陈独秀在日本的活动。张老师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到，陈独秀与胡适的不谈政治的约定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此对于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不关心学理的杂志主导者而言，他是否从一开始就对“精神股份制”保持认同，还是说只是因为刚开始他认为杂志状况不佳，所以他觉得“精神股份制”是一个权宜之计，换言之，陈独秀是否认可这一种“分庭抗礼”的民主机制，还是说他其实内心里仍然有一种对《新青年》的绝对控制的想法。
另外一个问题是，陈独秀引入了陈望道等人，但这些人的名望都不及北京的同仁，因此陈独秀是否有借他们已经打造好的“金字招牌”来提高新同志的名望，从而重塑一个新团队的意图呢？
主讲人张宝明教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谢谢胡博士提的两个问题。首先我把陈独秀的“分庭抗礼”总结成“精神股份制”，这其实是我们后世人对这种历史现象的总结，本身他们在集合的过程中是一个共同体，然而各人有自己的想法。他没有主观的意识或者自觉，这其实是我们后人做研究总结出来的。陈独秀想借助金牌作者来提升刊物的品位和质量，从而形成一个名刊，因此我觉得这既有自己愿意加入的成分，亦有分庭抗礼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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