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宝明：《新青年》与“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10)

将这一理论作为本研究的“支援”不难发现，《新青年》从一个由“陈独秀主撰”的普通刊物，发展为由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等人“公同担任”“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其遵循的编辑理路的转变用“从‘独白性’走向‘复调性’”来形容，则别有一番滋味。《新青年》的青年作者毛泽东那句“万类霜天竞自由”道出了个中滋味。“竞”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但面对寥廓而苍茫的大地，“谁主沉浮”的“主”之感慨与追问是人为的，也是必要的。此中的历史玄机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时代逻辑发展需要。
讨论环节
主持人马建标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我与张老师神交已久。早在大学时代，我就读过张老师的作品《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1998年版）。这本书令我耳目一新，因为张老师的文笔是非常有灵气而生动的，文笔洗练优美，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思想的穿透力，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新青年》特别有兴趣。在2008年博士毕业之后，我前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观《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近代史研究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侧的东厂胡同，距离陈独秀的故居箭杆胡同9号——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住址，只有一箭之遥。然而，我所看到的只是一栋破旧不堪的建筑，门前布满了蜘蛛网。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杂志在五四时期叱诧风云的荣光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不过，陈独秀在箭杆胡同的故居如今已经旧貌换新颜，实在令人欣慰。
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中，《新青年》一直是研究热点，要想有学术突破需要有大胆的想象力，即胡适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张老师能从“精神股份制”这一角度去研究《新青年》显然是非常有创新性的，让我们耳目一新。
我有一个问题想向张老师讨教。从陈独秀独撰《新青年》发展成由陈独秀、胡适、鲁迅“公同担任”，期间营造了一个“公共空间”，同仁们都遵守了理性、秩序、公共的核心观念，但到五四运动之后这个“公共空间”就破裂了。那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尽管《新青年》后来是轮流公同担任，但陈独秀其实一直纯粹地认为这个刊物是他创办的，因此应该由他说了算。而陈独秀这样的意识，其他人如胡适有没有察觉到？
还有一个问题，可否认为，通过《新青年》编辑部同仁的分合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的分裂？这样的分裂又和1919年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复杂局势转变有关系。1919年，法国巴黎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上海召开了南北议和，这两个会议都涉及到中国的命运。巴黎和会涉及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主权，上海的南北议和涉及到中国内政的统一。然而，这两个和会，在中国公众看来，都“失败”了。所以，陈独秀批评说，“两个和会都无用”。陈独秀并不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学者，他对政治的兴趣表明他更像一个革命家，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应该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