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宝明：《新青年》与“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4)

由此，如日中天的当红杂志也在不经意现出了“前恭后倨”的原形。探其究竟，《新青年》进入了“公同担任”的同仁期，也就是我所说的 “股份制”时期。这里所说的“股份制”入股方式，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厂房、设备、资金等“物质”，而是以各自的知识、思想、观念、信仰等精神产品作为股份投稿《新青年》，这即是我们标题昭示的“精神股份制”。他们策划了一系列栏目，包括劳动节纪念号，马克思研究号等等。
《新青年》“股份”的运作是以编辑部“公同担任”作为精神信号的。先有4卷1号起“陈独秀先生主撰”隐退作为预告，再有4卷3号的《本志编辑部启事》正式公布：“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回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赀。录载与否，原稿恕不奉还，谨布。”
《本杂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把《新青年》由一个主撰发展为多头主撰或说公共担当的事实大白于天下：第一期陈独秀、第二期钱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适、第五期李大钊、第六期沈尹默。轮流坐庄的事实一改主撰“一揽子”的个人意志决策模式，同时也引入了分庭抗礼的“民主”办刊机制。尽管这里尚留“集中”的余温，但一个有一定自由的联邦式“公共空间”却渐入佳境。
其独特在于，与西方“公共空间”的生成过程不同，以《新青年》领衔的新闻媒体成为“公共空间”成长的关键因素。在《新青年》群落中，立场接近但又和而不同的人们，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的领域”，在晚清以降国家与社会不可避免地急速分离后，以新闻媒体传播为载体迅速建构起巨大的辐射舆论场。这个思想文化的批评空间，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之内，成为参与整体民族国家构建的中坚独立力量。应该看到，在现代中国，缺乏市民社会的社会基础，仅由先觉们的临时组合的“公共空间”，出现各种难解的问题是难免的。能否将“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这一公共空间潜存的内在张力转化为公开透明的协力，不但是对原主撰一个人的考验，也是对每一位参与者的集体拷问。毋庸置疑，这个考验源自公共性和个人性的紧张。进一步说，是思想史元命题民主与集中的张力。
坚实强大的作者队伍，是办刊人梦寐以求的愿望，但同时也是整合队伍使之“听将令”的难点。陈独秀是个“海归”，具备不错的学术基础，但“公同担任”中的编辑个个都是“海归”，各个知识分子都有特立独行的特性。在思想家各自为战的时代，怎样让作者队伍“心散神不散”，是陈独秀主持这一舆论平台的关键所在。“采取同一步调”“听将令”，则是主编恒久不变的初心。在这一点上，陈独秀的收放自如、把持有度，可从鲁迅回忆录中窥见一斑：“《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说最着力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