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宝明：《新青年》与“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3)

“弟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于去年十一月底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十余可得数万元，有现金二十万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三十余万元，亦可暂时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书局成立后，编译之事尚待足下为柱石，月费至少可有百元。……《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由此可见，陈独秀从一开始酝酿《新青年》就已经就把自己摆进去，成为捆绑式的“股东”了。
主撰陈独秀“招财”的同时，也在“招才”。如上信所述，“招股”是为了延揽“柱石”，而“柱石”又可以为市场化的运作提供卖点的品牌支撑。汪孟邹给胡适的另一封信足见主撰“招股”与“招才”并行不悖的急切心理：“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虽是转达之语，陈氏求贤若渴的焦急心情却跃然其上。
主撰在2卷1号的扉页上以两则《通告》更是将人与事的“互为表里”逻辑构成暴露无遗。《通告（一）》云：“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这个“广告之后更精彩”的自我标榜看似简单，其实它是将“一时名彦”作为卖点捆绑推销。尽管这些作者不可能签订买断的协议，但“文字皆由本志发表”的“通告”却给人以尽收网底之感。这种以名家托举品牌的战略眼光，也不难从其与大腕作者胡适的君子协定中窥见：“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言下之意，“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在这里，我们能触摸到主撰陈独秀捉襟见肘的痛处：经济上惨淡经营，稿件上等米下锅。钱荒和稿荒的双重压力使得《新青年》面黄肌瘦，偶泛红晕，广告做得很好，也不过是涂脂抹粉后的虚胖。这就是一人独当一面的“主撰”时期之情形。
三、门庭若市：“公同担任”的“今生”
《新青年》的华丽转身是在陈独秀北京“招股”不成反被人招的1916年年底。在蔡元培的轮番轰炸下，1917年初，陈独秀携带杂志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移到北京。从此，《新青年》一改门可罗雀的冷清，无论是作者、读者还是编辑队伍都开始趋向门庭若市。从《新青年》进驻北大到“轮流编辑”，从“容纳社外文字”到“不另购稿”，从作者和稿件“俱乏上选”到切实“尤为精彩”，《新青年》销数逐渐扩大，“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