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情本体”的中国哲学对话录|李泽厚刘悦笛(9)

李：是的，“礼”和“理”都有。
刘：这就是中国的美德伦理学，“爱有等差”的美德伦理学。但是，“五伦”或者“十义”这种东西，到底有多少能被现代社会所实际运用呢？
李：那还是有的吧！
刘：或者说，只能被潜移默化。
李：情感性的。那就要看，能不能够适当去建构“社会性道德”。我一再讲，西方没有这个规定，但中国有，——儿子必须赡养父母亲，这就是“适当建构”。我没有详细研究过当代西方法律，但我的一般看法是，西方只有父母抚养子女的义务，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但中国是有的。
刘：这倒可以大讲特讲，“五伦”和“十义”如何转化？
李：是呀，是可以啊！而且这个文章容易做，好研究。
刘：所以您讲，“七情”、“十义”，虽不平等但可和谐共处。
李：是的，这不同于平等而同质的希腊美德伦理。
刘：这还是您“转化性创造”的观点。
十三、从内在“人性”到外在“人文”
刘：您的情感与政治哲学的核心表述是：“情理结构”在外在人文表现为情境、情感对“正义”的范导，在内在人性上表现为人性情感与人性能力、善恶观念的谐同。这是您的人性观，即内在人性如何变为外在人文的。
李：这一点我在《伦理学纲要》和《读书》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里早已讲过了，这里只是把《读书》上那篇文章展开了一下而已。
刘：回到康德，您的一个发展，就是您提出了“人性能力”。
李：我这样讲康德，不仅中国没有，大概西方也没有。
刘：但康德也讲判断“力”，讲power。我觉得，还是“人性能力”是一个发展。
李：那不一样的。我把这个自由意志说成是“人性能力”，不是外在的伦理，而是内在的道德。
刘：对，这是伦理与道德的分殊，也是与康德的分别。
李：这是很重要的。
刘：所以，您继续区分说，“人是目的”是属于外在的人文的政治哲学，还有内在的人性的道德伦理学，合起来就是“大写的人”。康德这两方面都有。
李：所以我讲了，他这两方面都很好。
刘：但是，“人是目的”一般不把它当作是外在的政治哲学呀？
李：怎么不是，问题是把所有三条原则都当成外在的，那就错了！
刘：谁把它都当成外在的了呢？
李：其实所有人都把它当成外在的，那个“普遍立法”不就是嘛。伦理就是你不能说谎，敌人抓了你，你也不能说谎，那不就错了吗？——变成外在伦理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