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悲伤的“文字之下”与跳动着的“心灵之火”(6)

《我爱读经典：丛林故事》，[英]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 著，[英] 米娜利马绘，后浪丨大象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吉卜林的《丛林故事》等几部作品里，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对殖民地土著的“原始性”极感兴趣、有意加以凸显并视之为对白人“过度文明”的补充和矫正。这种殖民者心态与前一时期单纯将自然和土著视为愚昧形象（如《鲁滨逊漂流记》）的心理已有了显著不同，它伴随着殖民者或欧洲移民们与土著生活交往加深、以及后者的起义斗争而生发。
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平等，“现代文明”的代言者们书写白人与土著/自然的关系时，总是很难挣脱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在这个过程中土著与自然形象往往被神秘化而很难发展出对它们形象的新的认知和理解路径。
比如为什么这么多的动物小说、狩猎文学都倾向于选择熊、狼等大型凶猛的野兽来作为对立面主人公、作为自然精神的化身？为什么那个时代的虚构文学写作者们在编织其想象自然界时不能像法布尔一样选中昆虫作为自然诗学的代表，为什么不选择表面弱小但繁殖力旺盛、机敏、同样也会带来生态灾害的野兔来歌颂自然的野性之力？野兔同样也是演化竞争的胜利者，不是吗？
我们从中是否可以反思人类长期以来对自然竞争的认知和文学书写的模式？
于是，当我总是在动物小说、狩猎与荒野求生文学、殖民地题材小说（即使是优秀作品）里读出这种旧式的二元对立模型，光从艺术创新角度而言，也难免产生无聊之感；而这其中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形象的多义性，这类书写模式在逻辑上将难以避免对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美化。

绘本《我们要去捉狗熊》（We"re Going on a Bear Hunt）改编自英国古老的歌谣。
我们必须要知道猎熊人敬仰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记得提醒自己一件事，他们所谓的自然法则，是被人文化、审美化了的，作者是在哲学和美学层面谈论着这种自然的宏伟精神。但是，自然法则里还包含弱肉强食，对狩猎技巧的赞美里同时也包含着对最具力量感、暴力威胁感的对手的赞美，熊与野兔的不同之处其实在于前者的力量集中于个体身上，而非一种更讲究“群体性策略”的演化智慧。这种肉体力量崇拜与男性英雄主义神话又颇多吻合，不论是视为自我或是对手，获得自然力量加持与战胜自然之神这两种幻想共同凝聚于这个理想的坚硬暴力的身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