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代谢断裂”学说能带来什么启示？

当现存秩序无法提供解决方案时，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就必须由激进左翼来提出，而这正是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理念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原因。在这一语境下，有必要重新回顾伊斯特万·梅萨罗斯（István Mészáros）的“社会代谢”（social metabolism）理论，以及他的继承者们——他们可以被归为“代谢断裂（metabolicrift）学派”，其中包括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保罗·伯克特，以及布雷特·克拉克——所留下的遗产，以及卡尔·马克思本人的代谢理论。在二十世纪的长时期压抑之后，为了强调马克思的代谢理论在当代的重要性，本文意图划分马克思的“代谢断裂”概念中的三个不同层级，并澄清“代谢转移”（metabolic shift）的三个不同层级，将其作为在全球生态危机时代对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理论进行升级的理论基础。
原题为Marx"s Theory of Metabo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载于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28: Issue 2，中译本首发于“ Philosophia 哲学社”，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节。

斋藤幸平（Kohei Saito），德国洪堡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副教授。著有《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
引言
1971年，也就是将近五十年前，伊斯特万·梅萨罗斯以引用伊萨克·多伊彻对于“威胁到我们的生物存在”的危险，即核战争的前景的警告，开始了第一次多伊彻奖的纪念讲座。[1]他接下来将多伊彻的警告扩展到当代另一个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危机，那就是资本主义下的生态破坏。[2]梅萨罗斯的这一主张是初步的，因为这一主张的提出甚至早于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他明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破坏性：
资本主义控制体系的基本矛盾在于，它无法将“进步”同“破坏”分离开来，也无法将“进步”同浪费分离开来——无论后果具有怎样的灾难性。它越是释放出生产率的能量，就越是必定会释放出破坏的力量；它越是扩展生产的容量，就越是必定会将一切埋葬在令人窒息的废料所堆积而成的山峰之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