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代谢断裂”学说能带来什么启示？(2)

今天，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矛盾在气候崩溃现象中得到了最为激剧的表现。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亚马逊与澳大利亚在燃烧。南极洲与格陵兰的冰雪正在迅速融化。珊瑚虫正由于海水升温而死去。超级台风和飓风摧毁了一座座城市。所有这些现象都“仅仅”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平均温度上升了1.0°C的后果。

南极冰层融化。 Nature，Vox Media 图
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预测，如果继续维持目前二氧化碳排放的速率，全球平均温度将会上升约4.0°C，而由于委员会的报告所不能纳入考量的各种正反馈机制，这一数字可能会达到更高。相反，为了将2100年为止全球气温的增加限制在1.5°C（按照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速率，气温将会在10年内升高1.5°C），我们必须在2030年之前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一半左右，而在2050年之前，净排放量必须减少到零。这意味着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立即减少约7%。显然，如果整个社会没有做出彻底的改变，这一目标就无法实现，这一事实凸显了以前所未有的急迫规模进行“社会控制的必要性”。
然而，生产的社会计划以及对市场活动的严格管制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逻辑是全然不可兼容的，这一逻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便构成了全球体系的范式。这恰恰就是为什么在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框架下，政治家与精英们无法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回应气候危机。即使巴黎协定的承诺将会得到兑现，全球平均温度仍将升高约3.0°C。面对危机的无能与无力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应对气候危机时无法提供任何有效的对策，只要它继续从根本上出于无限的经济增长的目的而建立在共存的无管制市场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的正是为了人类集体在这颗有限的星球上的生存而建立起全球性的合作与协调行动，再没有另条出路。
因此，“要系统性的变化，不要气候变化！”成为了激进环保运动的口号，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现存秩序无法提供解决方案时，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就必须由激进左翼来提出，而这正是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理念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