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代谢断裂”学说能带来什么启示？(4)

如果说在1881到1882年，他失去了进行密集的、独立的、知识性创造的能力，他却从没有失去研究的能力。有时，在考虑到这些笔记本时，问题就产生了：为什么他在这一系统性的、基础性的总结工作之上浪费了如此之多的时间，或是消耗了如此之多的精力，直到1881年，他都在研究一本基础的地质学著作，一章一章地对其进行总结。这时他已经六十三岁——这是不可原谅的迂腐行为。[9]

《资本论》的一页手稿 pixels.com 图
因此，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的大部分笔记直到2019年才得以发表。这种情况无疑导致了对于马克思在生态学议题上所具有的兴趣的广泛忽视，以至于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例如恩格尔蒂·莫罗，在今天仍然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学“是通过简单而模糊地涉足于一些处理生态动力学以外的其他主题的文本而推断出马克思的生态观的”。[10]
在二十世纪，无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它们最终都忽视了马克思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的严肃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性。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的新版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首次出版了那些资料，其中记录了马克思晚年所发展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能够再使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来为无视自然科学而作辩护了。新的历史考证版全集也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其他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并不意图阐述整个宇宙所具有的自然法则。我们有必要为理解马克思研究自然科学这一工作的理由开辟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关键概念就是“代谢”。
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生态学
在这一语境下，梅萨罗斯对于恢复马克思主义，超越传统的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二者所做出的理论贡献，是强调马克思的“代谢”（Stoffwechsel）概念的关键。特别是，通过对这一概念给以关注，他的《超越资本》一书彻底地改变了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关的整个话语群。[18]梅萨罗斯发展了“社会代谢”概念，以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为一种历史性地（重新）组织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交互（metabolic interaction）的独特方式。根据他的观点，任何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都不能仅仅关注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而单纯地停留在司空见惯的见解之上。梅萨罗斯主张采取一种更具整体性的进路，这条进路分析的是在资本支配之下，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交互所形成的整体，这就将他的方法同一个更为广泛的课题，即生态破坏这一生存危机联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