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代谢断裂”学说能带来什么启示？(3)

对于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忽视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这场危机越是清晰地将自己表现为资本对行星展开的无尽战争的结果，对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以及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念作为对当下的非理性经济系统的替代选择的兴趣就变得越是强烈。诸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保罗·伯克特、詹姆斯·奥康纳、乔尔·科维尔和迈克尔·洛威之类的著作者已经在《每月评论》和《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等出版物上令人信服地证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进路有助于对今天的环境破坏展开批判性的分析，也同样有助于描摹出一个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可持续的社会的愿景。[7]
一旦承认了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存在，人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它的存在被忽视了如此之久，为什么有一些人如此固执地拒绝承认这一生态学作为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之基础的理论重要性。在此，人们可以提出两个主要的原因。
首先，对于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忽视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未完成性有关。众所周知，《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在马克思有生之年没有出版。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基于一些在不同时间写下的手稿而将它们编辑成书。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简单地将恩格斯版本的《资本论》当作权威性的版本。他们没有料到的是，马克思十分集中地研究了诸种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并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其中记录了各种选段以及评论。
正如在《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一书中讨论的一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便开始了这项新的研究。[8]由于在1868年之后，他几乎没有著作出版，也没有出版《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因此他几乎无处阐发他的这项新研究的成果。值得提及的是，马克思正是在这些笔记中记下了他新颖的生态学洞见，但是在整个二十世纪，它们都没有得到注意，也没有得到发表。这些论述自然科学的笔记记录了马克思对资本之于自然环境的破坏特性所具备的兴趣，也使得我们能够追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的发展轨迹，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人真正对研究这些笔记产生过兴趣。举例来说，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EGA1）的主编，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iazanov），对于马克思晚期处理自然科学的工作给予了负面的评价，认为为了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该不予考虑这些笔记本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