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代谢断裂”学说能带来什么启示？(13)

就这样，全球南方承受了双重的负面效应。它不仅需要承受生态帝国主义对于自然和人力的掠夺，而且还会面临生态危机的真正影响，一旦一切再也无法被推迟。如同斯蒂芬·莱森尼希所说的一样，在全球生态危机的时代，资本的格言“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已经变成了“在我们身边，就是洪水滔天”（Neben uns, die Sintflut），我们再也没有时间了。这就是全球北方的“外部化社会”（Externalisierungsgesellschaft）的本质。[46]
全球北方的富裕生活显然依靠于在其他地区展开的掠夺，但通过时间、空间和社会上的转移，以及代谢断裂的外部化，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和非正义便不着痕迹了。这就是乌尔里希·布兰德和马尔库斯·威森所说的“帝国生活方式”（imperiale Lebensweise）。他们的观点是，生活在特定地区的一批特定的人群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以生活在其他地区的另一批人的生活状况恶化为条件的。[47]帝国生活方式本质上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社会的现有秩序对于全球北方的某个社会群体来说似乎是诱人而舒适的，但它的真实代价却要强加给其他地区的另一组社会群体来承担。
当然，根本问题不在于“生活方式”，而是在于“生产方式”，因为掠夺人和自然、进行代谢转移的倾向，是资本的固有逻辑。帝国生产方式得到持续的再生产，而通过代谢转移，其暴力成为不可见的。因此，在全球北方享受富裕生活的人们首先被迫对帝国生产方式带来的结构性不平等保持“无知”（Nicht-Wissen），但是只要它们的富裕生活能够得到保证，他们就开始接受这一不平等，把它当作某种可取的东西，通过逃避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而将这一生活内部化。他们意愿无知（Nicht-Wissen-Wollen）。于是，帝国生产方式便被转变为了“帝国生活方式”。
然而，无止境地转移代谢断裂是不可能的。随着为了掠夺而开展的竞争变得日益残酷，随着中国、巴西和印度的飞速发展，我们会越来越难以忽视代谢断裂所引发的负面效应。随着用于外部化的空间的缩减，一度被掩盖起来的代谢断裂正变得越发显见，气候危机导致了热浪与超级台风，甚至在全球北方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