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丨自媒体时代，为什么我们依然选择谈论鲁迅？(5)

国华在讨论鲁迅杂文时，也谈到了其“关联着历史、政治、社会、文明等诸多内容的文化诗学范畴”，由此而与“现代中国”相联结。更重要的是，鲁迅自己的研究就提供了“现代中国人文学研究”的样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中国体制的反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都极其深刻、独到，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启发性，本身就是一个广阔的研究天地。
在我看来，在新的历史大变革的后疫情时代，对举世瞩目的“现代中国”，不仅有“如何研究”，更有“如何书写”的问题；我们所要面对的，不仅是“如何看”，还有“如何写”。国华通过他的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在1927年之交，鲁迅面对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的中国历史大变局，也曾有过“怎么写”的问题。
国华分析说，“鲁迅认为，面对新的社会政治现实所构成的内容形态，自己原有的写法已经失效，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关于文学的话语形态来应对扑面而来的社会政治现实，而文学因此被鲁迅打上问号”，“‘怎么写’质问的是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的内容，什么是文学的形式，文学如何构建作家的主体意识，文学如何组织自我和社会的生活等问题”。
在国华看来，鲁迅正是因为有这样拒绝“因循既有文学认知，并且充分警惕现代知识的陷阱”的高度自觉，而创造了“杂文”这一全新的文学形态，并“生产了一种新的知识”。
我们今天研究鲁迅杂文，也应该有一种“相应的知识理解与阐释”，如此才有可能真正进入鲁迅的杂文世界。应该说，建构对鲁迅杂文的“整体性的认知”正是国华这部鲁迅杂文研究的主要追求。
下面，我想先对鲁迅的自述和国华的分析做一个概述，然后再谈“我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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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鲁迅杂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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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里，第一次提出“消费的艺术”的概念，并明确表示要努力从其束缚下挣扎出来的意愿。按鲁迅的说法，“消费的艺术”“一向独得有力者的宠爱”，是“高等有闲者的艺术”，与掌握权力的统治者有着暧昧的关系。其特点是大谈“冠冕堂皇的‘公理’”，如国华所说，“以‘公理’论人事，既是对公众隐瞒真相，也是自欺欺人，自己也放弃了真相”。其所扮演的正是鲁迅深恶痛绝的“伪士”的角色，奉行的是“谣言政治学”。这样的“公理”认定的文学艺术及相应的文学认知，其作用与功能就是“消费”，成为“帮忙”与“帮闲”，自然是鲁迅断然拒绝的。他明确表示，我“倒不如不进去”，在被“公理”捆绑的“艺术之宫”之外，“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砂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华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