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丨自媒体时代，为什么我们依然选择谈论鲁迅？(7)

后记》）。二是要做“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书信·250428致许广平》）；虽“不敢说是诗史”，但“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且介亭杂文·序言》）。国华则提醒我们注意，“即使要将其（鲁迅杂文）作为历史来读，也应以读野史而非正史的眼光来读”“正史负责传达时代精神和时间流向，而野史专拣正史的纰漏，留存历史的精神病症”。鲁迅自己也说，他就是想“存留一点遗闻逸事”，强调的即是其杂文的野史倾向，要实录“遗闻逸事”来“质疑（正史）的历史书写”。国华因此说，鲁迅的杂文“是以碎片的方式拼合出来的整体，只能是一种败落的诗史”。
（6）鲁迅杂文不仅勾连个人与当下时代、社会，还勾连“人类”与“未来”。这就有了国华特别强调的鲁迅杂文的“乌托邦诗学”：鲁迅不仅无情揭示、批判永远走不出“奴隶时代”的“循环”的历史与现实的黑暗，还“向往”着一种“破除主奴关系并以更广大的人群为主体的未来文明形态”。这就决定了鲁迅的杂文，不仅面向“过去”和“现在”，也面向“未来”。而鲁迅杂文里的“未来”又是极其复杂与丰富的：既寄希望于“以工农大众为具体人群的新兴无产者”，即“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又为“并未看到地底下的事实，只看见了由自己的观念折射出来的影像”而困惑。鲁迅更以自己特有的怀疑主义“疑惑着，新兴事物的来临，是否会变成另一次‘来了’”。国华概括说，鲁迅杂文“作为败落的诗史，既沐浴着未来的光，也领受着来自未来的黑暗”：
这是自有一种深刻性的。
（7）鲁迅是清醒的：他在强调“生产者艺术”与“消费者艺术”的对立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它还是大受着消费者艺术的影响”（《论“旧形式的采用”》）。国华因此提醒我们注意：鲁迅的“文学观念、杂文写作及杂文自觉中，也遍布消费的魅影”。这首先表现为鲁迅在谈论“革命文学”时，一直强调，“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正在革命，哪有功夫做诗？”“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在《从帮忙到扯淡》里肯定屈原、宋玉、司马相如这些文人的文学史地位时说“究竟有文采”，“更表现出确切的超越功利主义之见的文学立场”。国华因此认为，“鲁迅对于生产者艺术的理解和接受，始终与他自己悬想中的‘真正的生产者艺术’相隔一间，其中隔阂，无法消除”，“鲁迅恐怕难以蜕变成自己悬想中的生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