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丨自媒体时代，为什么我们依然选择谈论鲁迅？(10)

（4）报刊的商品性质，也决定了鲁迅的杂文写作会受到作为消费者的读者的制约。国华也因此提醒我们：“如果没有读者的阅读需要，鲁迅是否写作杂文都成为问题”，他的整个写作过程也都要考虑读者的需求，鲁迅杂文写作背后，实际有着“时代需求”“自我需求”“读者需求”三大推动力。在鲁迅杂文里，不仅有他描述的对象，有他自己，更有读者的身影时显时隐。鲁迅杂文也因为通过影响读者而影响社会，就具有了某种“组织社会”的作用与功能。
（5）正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就有了国华注意到的，鲁迅“对杂文集的编辑颇费匠心”：“尝试了依主题、文体、编年进行编辑的不同写法。劳心费力地写作序跋，说明杂文于己于人的意义”，还“开启了随文附录论敌文章的编法”，还“以补记、加着重号等方式说明集中收杂文的发表情况，或未能公开发表，或被删节等等”，并“随文保留发表时所用笔名”等，这都是为了保留微观历史的真迹，让后代的读者也能够进入当年的历史情境。而精心书写“后记”，则如鲁迅自己所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所以我要写后记”，就是要使“这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准风月谈·后记》）。鲁迅显然是要“通过编集来构建杂文的整体性”，以便读者全面理解他一篇篇零星散写即所谓“碎片”背后的总体构想和良苦用心。
这样，鲁迅的杂文生产就有了一个“写作—发表—编集”的完整过程和有机构成。这是我们后人今天来读鲁迅杂文不可不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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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4
鲁迅杂文写作与其具体写作环境和背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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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将他的杂文取名为《伪自由书》，正是要提醒读者和我们这些后来人：在他写杂文的时代，“‘自由’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绝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检察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的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的’也不剩”（《花边文学·序言》）。国华对此分析说，在鲁迅看来，“严酷的政治恐怖对杂文写作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细密的现代政治治理术对杂文写作带来的影响才是致命的，它甚至迫使已经自我阉割的写作者进一步存皮去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杂文（包括鲁迅杂文）“不过是一时的社会、政治允许存在的剩余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