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上海公报”和他们的人生：中美民间交往50年(4)

1980年，28岁的考夫曼第一次来到中国，此时她已拿到了汉学的本科学位，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汉学以及健康和医学科学的硕士学位。她已出版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关于中国的人口计划，因此被招募为联合国人口基金北京办事处的项目官员。“当时的我空有一些关于中国的书本知识。”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她这样对澎湃新闻说道。

1982年左右，考夫曼（右一）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同事在北京机场的人口普查海报前合影。和两年后作为波士顿市长特别秘书到访中国的乔-黛尔·盖斯一样，考夫曼眼中的中国人，和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1972年的纪录片《中国》里的形象差不多，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穿着蓝色、灰色的中山装，或是绿色的军装。1982年，乔-黛尔等十来人组成的中美交流美方代表团接受了中国邀请，从波士顿启程前往北京。1982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8，人均GDP更是远远靠后，排名世界第127。考夫曼工作的联合国人口基金办公室在北京三环路附近，考夫曼觉得那里的路就像是走驴车的。而1980年代初，北京的人们会聚在二环路的路灯下打麻将，“你开车时得小心避开他们。”乔-黛尔在北京的宾馆入住后，望向窗外的风景，目光所及之处多是田野和农田。城里的汽车也很少，人们主要的出行工具还是自行车。
但考夫曼也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在1980~1984年为联合国人口基金工作的这四年，考夫曼感到“中国一直在变化”，其中最直观的就是衣着。考夫曼清楚地记得当春天到来时，越来越多的女性穿上了短裙，男性开始偶尔穿西装打领带，或者穿休闲服。中国人衣服的颜色渐渐远离了传统、标准的蓝、绿色。与外界交往的诸多限制也逐渐宽松，她也能和中国朋友们在公园里野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