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上海公报”和他们的人生：中美民间交往50年(6)

“虽然已经改革开放十几年，老一辈的观念还是很保守，不希望出去给祖国丢人。”傅敏庄的二儿子罗凡砚告诉澎湃新闻。
在出发去美国的前一天，沈丁立在复旦大学物理楼下与谢希德见面，向老校长汇报自己明天就要出发去美国了。谢希德嘱咐即将负笈美国的沈丁立道：“沈丁立，很多人都承诺学成后一定回国，结果没有做到。不过，我信任你。”面对谢希德的嘱托，沈丁立重重地点头，“我肯定回来，明年此时此刻，我在这里向您报到！”
1989年9月9日，沈丁立登上了从上海飞往纽约的飞机。经过10多个小时的长途旅行，飞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
飞机降落时，沈丁立在空中俯瞰到了那个“传说中的”曼哈顿。已是夜幕低垂，曼哈顿双向十多条车道，车流滚滚，浩浩荡荡，车道上汽车黄色前灯和红色尾灯如同一条条“灯河”，勾勒出城区的形状，这一画面深深地印在了沈丁立的脑海里。虽然前一年沈丁立在意大利访学时已亲眼见过现实中的高速公路，但初到美国，目睹连接纽约和新泽西的林肯隧道出口双向二十车道的高速公路，依然震撼。
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后，沈丁立马上迎来了他在异国他乡的第一个挑战。他抵达的前三天他的美国导师在莫斯科出差，他被安排到普林斯顿的学校宾馆，一天房费90美元。沈丁立出发前用自费公派留学的证明换来的300美元很快就用完了，三天后，他或将陷入流落街头的窘境。于是他就想办法到报亭里去找转租广告，搜了一大堆，抱着就回宾馆打电话。第一次碰上留言电话，组织了半天语言后，他不无紧张地道：“嗨！我是丁立，我在xx地方，我急着租一个房间，你回来以后请给我打这个电话。”不巧的是对方打回来时他又不在，只得再根据对方的留言打过去。
一番折腾下，沈丁立就这样找到了他的房东，一个来自武汉的中国男生。他们住的地方叫巴特勒公寓（Butler Apartment），是二战结束后为了安置来普林斯顿读书的海军转业人员而建的。这是1940年代后期的事，到了沈丁立去普林斯顿大学时，这里已经住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
沈丁立住的是二室一厅里的小房间，房东的家人去外州读书，一时不回来，就把房间出租了。这里的房租低廉，解了沈丁立的燃眉之急，因此他对房东心存感谢。
房东人缘很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三天两头在他家聚会。房东的朋友们看到沈丁立每天早出晚归、任劳任怨，久而久之也都成了沈丁立的好朋友。
在生活逐渐规律的同时，沈丁立的科研也很快步上了正轨。他一般上午9点出门，凌晨才回家，每天都在办公室和家里工作近17个小时。在这样高强度研究下，他在抵美当年的11月就完成了第一份研究报告，是关于中国核力量与政策的。他将这份报告寄给了谢希德，并在她在美国研访的复旦同事那里得到了谢希德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