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良港，日夜泛着光！让700多年前的意大利人大受震撼……(6)

对于元代统治者，泉州地理位置有着非凡的意义。当时从海路凡出入中国，都以刺桐港为起止点，凡计算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距离，都以刺桐港为标准。朝廷出征日本、安南等地，都从古刺桐港出发。而对于海洋的关注，海洋也回馈了元朝政府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
马可·波罗说：“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亲见停在港中的大舶百艘，小船多得无法计数，“其言为世界第一商港”。
历史悠久的世界海洋贸易，在10至14世纪迎来了又一次异彩纷呈的繁荣期，形成了大航海时代前的“首个世界体系”。身处这一体系中的泉州，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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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
失去光泽
“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背后，是国家和地方对海洋贸易发展的重视，是强大的制度保障、生产基地、运输网络与多元社群共同作用的结果。
元末战乱，泉州的政治、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摧残。但真正让泉州失去光泽的，还是明清两代封建王朝对海外贸易采取的“闭关主义”。
明初，为了孤立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元朝残余势力，严禁沿海居民的海外来往，洪武十七年和二十三年，禁止民间使用外国香料以及其它舶来品，现存者限期三个月内销毁。
明成祖又下令，禁止民间打造海船，原有海船一律砍断桅杆，改成平头船只。
“片板不许下海，粒米不许越疆”，后来宣宗、代宗、英宗时期又下令“不许私造大船”。
一时间，泉州对外贸易大受打击。
直到明穆宗时期，明朝政府“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一政策虽然有效促进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相互衔接。但“隆庆开海”的最终地点，选在了“僻如海隅，俗如化外”的漳州海澄月港。
其实，明朝政府之所以在月港开海禁，其基本出发点，在于“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就是说，通过有限的开放，更好地贯彻“海禁”政策。
清廷海关在借鉴前代市舶司制度和月港督饷馆制度的基础上，国内外贸易政策更加严格。加上海关人员陋习频频，比如泉州海关税口就要收“规礼”（一种附加税收）。早期规礼还只是海关人员私自征收的陋规银，但到了从雍正年间规礼要如数归公，这等于政策上肯定了陋习。
中国海商一只大船进口就得交1200两银子，还需付出办理县照和部牌的费用，其负担可想而知。
除了政策，泉州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
泉州主要有两条河流，即位于东南的晋江和东北的洛阳江。随着宋、元、明时期的矿产开采，大面积开荒及乱砍滥伐等现象，晋江两岸的植被遭到了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每年都有大量的泥沙流向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