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朝信息渠道研究为例(6)

诏：“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 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上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 或不能违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
也就是说，皇帝批出的条子（“内降指挥”），如果中书、枢密院觉得不合适，可以“具条执奏以闻”。所谓“具条”，是说要把官方条款、正式规定拿来，“执奏”是拿着批示的条子来报告，说明哪里不合适。皇帝为什么会表这个态呢？南宋史家李焘说，因为皇帝周围成天有好多人求他批条子，他自己顶不住，于是允许臣僚执奏再议。
那么，外朝的臣僚是否能够抵制皇帝的“内降”批示呢？这里有庆历年间（紧接康定之后）的一个事例：
（杜衍）拜吏部侍郎、枢密使。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 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谏官欧阳修入对，帝曰：“外人 知杜衍封还内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 止者多于所封还也。（《宋史•杜衍传》）
杜衍是吏部侍郎、枢密使，皇帝私自批出来赐予某人恩典的条 子经常送到他这里，杜衍一律搁置，攒到十几份，一并退给皇 帝，说这些都不行。当时谏官欧阳修入对，皇帝就问他：“外边的人是否知道杜衍把内降的条子都封在口袋里给我退回来了？” 皇帝解释说：“好多人都来邀求特恩，每次我都跟他们说杜衍那儿过不去，批了也没用，在我这里止住的已经不少了。”从这里我们看到内廷与外朝的关系，看到外朝官员对于“内降”的抵制；同时也看到，君主对于信息的外传是相当关切的，感觉非常敏感。
对于信息外传，朝廷始终有所戒惕。这种现象在南宋时更加突出。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时，宋金议和，胡铨等人都出面抗议。朝廷很严厉地下诏指责他们，说他们“导倡陵犯之风”， 蛊惑民众。到了宋孝宗的时候，周必大、金安节等人批评皇帝身边有一些佞幸近臣。宰相就把他们召来训斥，说他们是被人蛊惑了，在朝廷之上议论群起，不识规矩。
（三）朝廷与地方
当时设在朝中的通讯枢纽，是通进银台司与都进奏院。朝廷政令、四方章奏经由它们上传下达。宋廷向地方发布信息，其中 一个重要的文书载体，就是邸报。邸报就是政府公报，其中会刊布跟朝廷政治、军事、财政、人事等事务有关的一些重大事项。宋代基本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地方州、县官员的任免、考核都出自朝廷。当时官员分布的范围很广，而且层级很多，朝廷如何掌握地方官员的政绩或者他们任内的实际表现呢？这在当时是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当时考察地方官员的途径、 主要的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