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影像与影像中的历史(4)

在宏观层面，影像史学对历史书写与传播可以起到情绪渲染的作用。例如，同许多文字描写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英雄事迹的报道相比，2021年国庆档上映的《长津湖》等主旋律影片中的许多感人场面给人带来的巨大冲击，让人印象深刻，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抗美援朝这一历史事件。这就是影像力量的体现，尤其是在涉及家国天下这种宏大主题的叙事层面，影像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在微观层面，影像当然也包括部分承载图像信息的器物对历史的再现功能可能体现在史书不曾关注的幽微之处。例如，近些年广受关注的海昏侯刘贺墓葬发掘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就对被《汉书》等正史所忽略的许多历史细节进行了深度还原。《汉书》中的刘贺不过是一个寥寥几笔简单描述的脸谱化人物，可以说，他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衬托霍光的决绝果断和汉宣帝的文治武功。但是，从海昏侯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文物来看，实际上刘贺终其一生都在为当年政治上的失策而追悔莫及。尤其是近年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海昏侯墓葬中“孔子衣镜”的研究，通过分析刘贺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转型中失势的旧贵族没落寂寥的下场。这些重要历史人物细致入微的情感与其背后广阔的时代关联往往是被忽略之处，而这恰恰为影像史学拓展话语权提供了巨大空间。
2.“影像史学”与历史研究
主持人：“影像史学”对当代历史书写有什么作用？立足“影像史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各位认为影像是否可以作为历史证据？
姜萌：对于古代史来说，由于史料主要是文字，因此书写形式也主要是文字。对于当代史来说，影像已经成为历史记载的主要形式，所以历史书写也将越来越多表现为影像。那么，为什么今天史学工作者还没有完全感受到影像史学的巨大冲击，或者说对其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认为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当代史的时间间隔还不够，尤其是21世纪还没有被史学界当作主要研究和书写对象；二是史学界的成果发布和认定还没有承认影像这种形式；三是当前的史学工作者还不太擅长于用影像进行历史书写。也许未来史学界会承认历史纪录片作为学术成果，尤其当21世纪成为史学研究对象之后，影像作为历史证据的优点是非常显著的，但其前提是这些影像必须是真实的。
陶赋雯：自古文以载道，而今“影亦载道”，当代历史记忆存续于影像这种“视觉共同体”中，某些影像也成为历史证据的表象，是当代社会书写历史的重要来源。但近年来部分作品对历史的追思怀旧出现了影像重构，产生了“滤镜认知”，银幕上“伪史”的诱导容易影响受众的历史认知，颠覆了“隔代”特别是新生代的历史记忆，这种“影像伪史”的指向性谬误影响甚远，需要引起警惕并加以批驳。典型代表就是日本右翼通过电影美化侵略战争，部分欧美拍摄的二战题材电影削弱乃至抹杀东方战场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等。“影像史学”呈现了当代媒介（指影像）表象历史的一些特性，如影像作为演绎历史的情感装置，形成了易植入的“软性意识形态”。在“后真相时代”，如何开掘历史资源，通过影像来传播和“证实”历史，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