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影像与影像中的历史(5)

滕乐：我认为，真实的影像可以作为历史证据。“影像史学”对当代历史书写的作用，在我看来，应当是提供了一种具备多元性的话语空间。从视听语言的角度来讲，与文字相比，影像的表达具备相当程度的客观性，不论是重述现实事件，还是建构历史时空，文字描述基本都是主题先行的。也就是说，作者在落笔之前，已经具备了对某一事件或人物相当程度的预判，而文字描述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论证或证伪这一预判而已，当然，证伪的过程本身也是论证另一种形式的预判。而影像记录与文字相比则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客观性，虽然影像的剪辑可能受到传播者脑中某种意识形态框架的影响，但是，记录过程本身，只要不存在摆拍的话，与文字相比客观性一般较高。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了解某一历史事件首先需要依凭文字记录，但是，影像作为文字的辅助，往往会揭开文字书写者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一些历史侧面。
也许，拍者无意，观者有心，更多值得研究的侧面，就隐藏在有关历史的影像之中。因此，影像对历史的重构很有可能在现存研究的基础上，带来某种程度上范式革命的意义。
主持人：如何看待影像表达中对历史的还原与失真问题。
陶赋雯：历史人物俱往矣，大都只留下文字、画像与民间传说，缺乏“具象”的说服力。在历史叙述中，有话语权的历史叙事主体也常使用影像焦点转移、记忆抛光以及“选择性遗忘”等策略，挑选适合表现的记忆呈现于银幕，往往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观众在接受这种“精准投放”、失真的历史表述时，往往不加思索、全盘接受，认为“历史就是这样的”，容易形成国家、民族之间的“记忆争夺战”，致使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因此我们要提防影像情感与道德书写在历史表述中的负面作用。
姜萌：影像作为历史证据存在着真伪问题。因为随着照相技术和冲洗技术的发展，对影像进行再次加工以改变影像要传递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早在20世纪初，利用暗房冲洗技术对照片进行重新加工的技术就出现了，因此就出现了一些“假照片”。其中著名的就包括梁启超和岑春煊在上海的假合影事件。在数码照相技术发明后，照片编辑制作软件让照片修改变成了一件技术门槛很低的事，致使“假照片”大量出现。如何分辨这些“假照片”，已经成为了一个技术难题。人们原本以为影像是无法制假的，但是技术也颠覆了这一认识。AI技术不仅可以实现换脸等操作，而且还能设计出几乎和真人完全一样的虚拟人。这对影像作为历史证据的考验再次增加。今后的史学工作者利用影像研究和书写历史，势必要学习影像真伪考订方法。这对今后的历史研究来说，将会是一个必须面对且又不容易克服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