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中世纪”这种说法为何是不对的？(9)

中世纪的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对自然的探索，以特别的方式受到影响。地球是球体的观点很早便已出现，不像有些古典时期的写作者那样，认为地球是圆盘。托勒密认为地球静止居于宇宙的中心，这种观点得到教父们认可，在欧洲中世纪持续了数百年。大阿尔伯特或者库萨的尼古拉能够将球状的地球从它的中心位置上解放出来，甚至宣称地球处于运动的状态。马丁·贝海姆的地球仪上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欧洲、亚洲、非洲等大陆（除了还没被发现的美洲），可以看到亚速尔群岛、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几大洋；他的地球仪上还标明了商贸路线，不得不说，这个仪器体现了知识、抽象与工艺的奇迹。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数学家保罗·托斯卡内利（Paolo Toscanelli）开始计算欧洲到中国和印度的距离。雷格蒙塔努斯的老师和朋友天文学家格奥尔格·冯·波伊巴赫（卒于1461年）大胆尝试测量1456年出现的哈雷彗星的距离，并有计划测量宇宙。
无论如何，他编写的星历表（ephemeris）被达伽马和哥伦布用于探索新世界的航海活动。
中世纪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提供的基础
中世纪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提供的基础，“创造”出城镇社区的市民群体，他们拥有集体特权且受自主法律保护，正在准备推倒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以来的贵族社会和农业社会；而到 18、19世纪，市民的后代将成为欧洲政治、文化的主力军。最后，自由，政治、社会和思想方面的自由，也是为我们所唾弃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中世纪几百年借助“自由意志”理念，为自由奠定了理论基础，启蒙学者所做的也不过如此。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的自由却是在教宗和皇权、精神力量与世俗力量、城市领主和市民阶级、领地贵族和乡村共同体的角力中形成的。
另外，获得了金钱和政治权力的城市居民从当务之急和日常需求角度出发，宣扬这些自由权利，而几百年后，这些权利成为受普遍认可的基本人权。这种自由的意志给信仰和教会带来了压力，体现在11世纪以降迫害异端运动重新抬头，同时宗教裁判所再次活跃。康德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一叶障目，只看到米开朗琪罗和弥尔顿之前的几百年，生活方式、科学、艺术和风俗方面怪象万千。而他的论断却受到重视，影响深远。
不仅中世纪信仰、教会或异端经历着变化，王国、诸侯领地和行会更是如此。实际上它们既可以算作中世纪知识文化及其所引发的世俗化进程的第一批“牺牲者”，也可称为第一批获益者。世纪以来，加洛林王族便相互猜忌，世纪以来欧洲君主及后来的民族国家都互不信任。从而产生了无休止的政治、经济、知识、宗教以及信仰方面的冲突。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平衡欧洲大国的政治体系，联合相对立的世俗和教会的力量，以促进政治自由和外交的发展，那个时代的人们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不停地向前推动公共统治权力的抽象化进程，并将这些公权力“国家化”（Verstaat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