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群山丨涌动（外一篇）

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朱叔叔家有了小孩，爸妈带着我去他家看望。刚出生几天的小朋友躺在小床里，小小一只，大人们跟我说，你比他大，要叫他弟弟。他是朱叔叔家的弟弟，你也可以叫他朱小弟。
当时朱叔叔和我爸在昭通卷烟厂（也就是现在的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昭通卷烟厂）工作。20世纪末，昭通卷烟厂折射出社会主义集体大工厂时代余晖下人们生活的影子。那时，昭通卷烟厂就是一个大家庭，所有职工都住在一个小区里，办自己的报纸，有自己的文学刊物，有自己的社交圈，有自己的学校。一个厂里的职工都紧密地生活在一起，谁家有喜事，大家都会知道，都会纷纷上门拜访探望，相互帮忙，热情又殷切。
依稀记得，小时候他们说，等有空要去昆明买一个可以感应的灯，这样晚上带小孩会很方便，半夜就不用摸黑找台灯开关了。但是去昆明要坐一整夜的客车，很费时间，订票还要专门抽时间去汽车客运站才行。
20世纪90年代的尾巴，一寸一寸慢慢靠近千禧年，普通家庭连电话都没有，更不用说手机。那时候的人们永远都想不到，当时所有的烦恼，现在一部手机就可以统统解决。
到了2020年，人们的日常生活比20年前便利了许多倍，同外面世界的联系像蜘蛛网一样细而长地交织在一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系主任在北京给分散在世界各地教研的同学们开网络会议。他那边网络不太流畅，断断续续地跟我们说：“这一年，比较特殊。你们是被历史裹挟着前进的一届毕业生，时间在大家身上被拉长，大家第一次真切地体验到了被席卷进世界历史进程的潮流中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我们在这如此黑暗和静谧的斗争中要怎样抉择？那些历史的时刻，我也不知道我们要过了多久才会冷静而客观地看待……我不是在夸大其词，今年是鼠年，大家想想大家经历的上一个鼠年是什么样子，就很容易理解我所说的话了。”
挂掉系主任的视频电话后，我开始回忆经历过的上一个鼠年。那是2008年，那一年我14岁；那一年的奥运会举办地是北京；谷歌还可以正常使用；周星驰导演并最后一次出演的电影《长江七号》上映；周华健、罗大佑、张震岳和李宗盛组成了“纵贯线”，他们的那首《亡命之徒》在我爸的车里循环了很多遍……有很多人的未来，在那一年，呈现了不同的走向。
而我真切地回想起的关于那一年的记忆，只有一件事。2008年8月8日20时，朱叔叔来我家喝茶，我们一起坐在客厅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大家都在认认真真地观看，边喝茶边笑嘻嘻地说着自己的想法，其乐融融。这种快乐，现在很难找到了吧！那天，我们聊了很久，朱叔叔在我家坐到很晚才回家，不知道是因为喝了太多茶水还是朱叔叔讲了太多笑话，我一直很兴奋。那天夜里到很晚，我都醒着，睁着眼睛看着面前漆黑一片的天花板，觉得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自己仿佛也参与了一项了不起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