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来辉：制造敌意的翻译——以《百年马拉松》为例谈误译如何对国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2)

白邦瑞对战国的译法以及使用方式，可能会使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西方读者因为“望文生义”而加强负面的想象，并留下一个强烈的暗示：这个国家一直在准备战斗，或者是以战争的思维方式思考国家间的关系。在这种语境之下，国家之间只会是处于竞争或者冲突的状态中。
进一步地，白邦瑞在《百年马拉松》一书中反复强调战国时代的战略文化对中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强调应该以此作为美国思考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参照。《孙子兵法》、《战国策》和《资治通鉴》这些著作是他反复提及和引用的作品。正如西方国际政治学者推崇克劳塞维茨( 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一样，白邦瑞认为，要理解中国的战略文化，必须准确地找到类似的传统经典，才能解开理解中国的密码。白邦瑞在书中还认为，为了隐瞒真实的战略意图以欺骗西方，中国人“刻意抬高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性质，淡化甚而完全忽略血腥的战国时期……甚至摧毁和抹杀长久以来对中国风俗、文化、思想、习惯的记忆，来号召支持文化大革命，造成西方许多人认为中国已决定和过去完全决裂”。
显然，白邦瑞认为，中国的思维方式把当代国际体系类比为公元前2世纪“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白邦瑞如获至宝地认为，这是他研究中国战略文化的一大杰出发现。事实上，这种把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进行不当类比的研究并非孤立的例子。早在1950-1960年代，国外就有一些学者曾将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年）的列国体系与近代的国际体系相比拟。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他在《中国走向全球：一个局部的大国》一书中也认为中国的外交方式与春秋时期的战略文化相关。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本科期间，白邦瑞的学术导师是马克•曼科尔( Mark Mancall)。曼科尔的两本著作都是研究古代传统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的，这对白邦瑞的思维方式应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白邦瑞的类似观点也同样犯了移花接木的错误。
这种类比完全无视现代国家主权概念与历史上“诸侯国”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忽视了当代国际体系的特征以及冷战的时代背景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完全无视中国政府官方关于当前和未来发展国际关系的反复宣示。
上述观点放大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对中国当前外交政策的决策模式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代，是西方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KarlJaspers)所谓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形成了很多重要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塑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正如美国的国际政治学者精读希腊历史经典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样，《左传》、《战国策》和《资治通鉴》等一批史学作品自然也会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重要的启迪，并为某些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所钟爱。但是，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下结论认为中国政府只会像战国时代一样来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忽视中国五千年来其他时段的历史，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思维方式，就会发现，中国更加注重文化外溢的力量以及和平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