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U┆译思长存：深切缅怀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2)

研究生毕业时的谢天振30年前即1989年的11月，同样在秋天，我在《上海文论》第6期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具有译介学研究意义的论文《为“弃儿”找归宿——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由于我初入学术殿堂不久，文章写得还比较肤浅，但文章提出的两个问题——一是翻译文学的性质及其国别归属，二是恢复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没有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因此文章发表后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当年的《报刊文摘》立即摘介了这篇文章的观点。之后，随着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的文章，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两个问题。有关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问题甚至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术争论，参与争论者不仅有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学者，还有比较文学界的学者。
中国古训云“十年磨一剑”。我从1979年考取上外研究生到发表这篇论文正好走过了十年的时间。我先是顺利完成了三年的研究生学业；毕业留校后，在上外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领导廖鸿钧教授的支持下，在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等前辈学者的扶助提携下，成功创办了中国大陆第一本公开发行的专门的比较文学杂志《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我出席了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学术会议，并于第二年受该校英文系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邀请任该校访问学者。在香港中大比较文学中心做访问学者的十个月期间，我收集并阅读了大量海外的比较文学资料和相关文献，同时还顺带完成了对罗马尼亚比较文学家迪马的专著《比较文学引论》的翻译，从而为自己打下了比较厚实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基础。

《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我当然清楚，发表在《上海文论》上的这篇小文章远远称不上是“剑”，至多也就是“小刀片”而已。但正是这篇及后续一系列阐释翻译文学性质及其国别归属问题的文章，以及这些文章所引发的质疑和争论，促使我要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刻思考，并决定要写一本学术专著以对学界的质疑做出比较详细和深刻的回应。从这个层面上看，这篇文章也许可以视作我系统阐发我的译介学思想的最早缘起，它也因此具有了一点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