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U┆译思长存：深切缅怀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3)

然而，就在我的写作计划获得上外出版社的批准后不久，我在1991年意外地获得了加拿大政府的邀请——赴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比较文学系做半年高级访问学者。加拿大政府这个邀请给我的任务是考察加拿大的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写一篇研究文章发表在国内的主流期刊上。这个任务于我而言是相当轻松的，这也就让我赢得了较多时间和精力可以阅读相关领域的其他学术论著，于是我很快就发现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以及图里、勒菲弗尔、巴斯奈特等人的翻译研究论著。我相信我应该是国内最早发现当代西方译学界翻译研究最新发展趋势即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学者，这当然要归功于我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学科背景。毕竟，当时国内翻译界具备我这样的学科背景的人并不多。
现在回想起当初读到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长文以及他关于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中地位的论文时的情景，我都还难掩激动之情，因为我发现埃氏在其论著中所讨论的一些问题、所提出的一些观点，竟然与我到加国之前在国内发表的论文的观点不谋而合。这大大增强了我的学术自信，同时也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而不少港台学者对这样的“不谋而合”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对于我在一个学术信息相对闭塞、匮乏的环境中竟然提出了与当代西方学者几乎毫无二致的前沿理论感到不可思议，所以总是忍不住要问我：“你是怎么会想到提出译介学理论的？”
结束了在加拿大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之后，我又不断接到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及我国香港地区的多所大学的邀请，包括学术会议、学术访问以及学术合作等。这些活动丰富了我的学术生涯，但也影响了我的写作进度。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一直迟至1999年才出版的一个原因吧。
▌二
撰写《译介学》的初衷，如前文所述，是为了进一步深入阐发我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及其国别归属问题的观点，但《译介学》问世后首先引发国内译学界广泛关注和热议甚至争论不已的，却是我在书中引进并加以阐释发挥的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关于“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观点。在《译介学》出版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国内译学界谈论翻译问题时，一度甚至到了言必称“创造性叛逆”的地步。即使时至今日，学界对之的关注热度仍未稍减，今年仍然分别有两家刊物推出了与“创造性叛逆”有关的专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