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U┆译思长存：深切缅怀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4)

1998年上外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时任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谢天振致词我曾在多个场合下、多篇文章中提到过，“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并不是我的首创，而是取自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专著《文学社会学》中的一段话。[2]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埃斯卡皮关于“创造性叛逆”的阐述并不多，但仅此一段话就足以引发我强烈的共鸣，因为我认为埃氏比我们译学界的绝大多数人更敏锐地看到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本质。然而埃斯卡皮毕竟不是专门做翻译研究的，所以他只是把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解释为语言的变化，而在我看来，这里的参照体系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还应该包括译入语国的文化语境。于是我接过了埃斯卡皮的这一说法，在《译介学》中对“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我首先对创造性叛逆的主体——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现象进行了我的发挥和细分，把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的表现归纳为四种情况，即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以及转译与改编。
与此同时，我还进一步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主体不仅仅是译者，除译者外，读者和接受环境等同样也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主体。一部严肃的政治讽刺读物（如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通过翻译传到另一个国家，居然变成了一部轻松愉快的儿童读物；一部在自己国家里默默无闻的作品（如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通过翻译传到另一个国家却成了一部经典性的著作——这其中固然有译者的作用，但又怎能离得开读者和接受环境的作用呢？

谢天振教授的代表作《译介学》“创造性叛逆”是我的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因为正是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现象的存在，决定了翻译文学不可能等同于外国文学，也决定了翻译文学应该在译入语语境中寻找它的归宿。我最初关于翻译文学的论述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然而，“创造性叛逆”这个命题的价值和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引发了我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使命、翻译中的“忠实观”、译者的隐身与现身、乃至“中国文学文化如何切实有效地走出去”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从而进一步展示了译介学研究无比广阔的理论空间和发展前景，也进一步丰富了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