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U┆译思长存：深切缅怀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13)

回顾我的译介学研究之路，我发现也许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89年发表第一篇译介学论文“为‘弃儿’找归宿——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到1999年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译介学》的出版，这是我的译介学理论思想的酝酿、探索、形成阶段，时间正好是10年；第二阶段是从《译介学》的出版到眼下这本《译介学概论》的完成，时间长达20年，它见证了我的译介学理论思想的确立、完善和拓展的全过程。与此同时，它还见证了译介学理论从最初的仅属某个学者的个人探索逐渐发展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13]，它还见证了译介学理论作为中国翻译学学者的原创性理论正在逐渐地走出国门，为国际译学界所接受。[14]从这个意义层面上而言，我很感谢学校科研处借学校校庆70周年的时机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可以把我的译介学理论思想相对比较完整集中地纳入同一本书内。
当然，毋庸赘言，尽管“概论”把我的译介学理论思想相对比较完整地展示给了读者，但如果有哪位读者对译介学理论真正感兴趣并想投身这方面的研究的话，那恐怕还是得把我的两本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两本个人学术散文集《海上译谭》、《海上杂谈》以及由我牵头组织编撰的《中西翻译简史》等著述结合起来一起阅读的。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的是，尽管说起来我算是国内学界最早倡导译介学理论研究并对译介学理论思想发展作出较多努力的学者，但随着译介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译介学理论思想也在不断地拓展和丰富，一批著名专家学者也都就译介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一批青年学者也正脱颖而出，成为译介学学科理论建设的接班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译介学理论早已经不再属于某个学者个人所有，它融入了集体的智慧，属于中国比较文学和中国翻译学的集体理论库，同时也是中国学界对国际学术界的集体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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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2期推出一组讨论“创造性叛逆”的文章，分别是谢天振的“‘创造性叛逆’：本意与误释——兼与王向远教授商榷”、耿强的“范式创新与本体论话语——对译文学的一个批评”、刘小刚的“创造性叛逆：挪用还是生发？——与王向远教授商榷”和张莹的“理论评价的三个原则和三个误区——以针对‘译介学’的评价偏差为例”；《外语学刊》2019年第4期推出“翻译研究：译介学专题”，也涉及对“创造性叛逆”的讨论，分别是谢天振的“译介学：理念创新与学术前景”、宋炳辉的“外来启迪与本土发生：译介学理论的中国语境及其意义”、廖七一的“译介学与当代中国翻译研究的新发展”、周彦的“译介学中的‘译’与‘介’”、林嘉新和陈琳的“诗学征用与文学变异：美国汉学家华兹生英译苏轼诗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