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U┆译思长存：深切缅怀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10)

在《译介学》看来，由于翻译文学史的独特性质，翻译文学史实际上也同时是一部文学交流史、文学影响史、文学接受史。这一观点大大拓展和丰富了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价值与编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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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以上所述表明，出版于20年前的拙著《译介学》主要探讨的还是翻译文学的性质及其国别归属，以及由此带出的关于编写翻译文学史的一些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由译介学理论指导的译介学研究仅限于对翻译文学和译介过程的研究。曾有朋友对我说：“谢老师，我们正在做文化外译的研究，但把你的《译介学》从头到尾翻了好几遍，却没有发现书里有这方面的论述。”我跟他说：“当初我写《译介学》主要是要解决翻译文学的地位及其归属问题，对翻译过程的研究也主要与‘译入’有关。译介学涉及的其他问题，包括文化外译问题，我是在之后的文章和著述中展开的。”事实上，在《译介学》出版后的20年时间里，我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出版了近十部与译介学研究直接有关的论著和教材，包括《译介学导论》[5]、《翻译研究新视野》[6]、《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7]、《海上译谭》[8]、《超越文本超越翻译》[9]、《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10]《海上杂谈》[11]等，以及本书《译介学概论》。
在这些文章和著述里，读者也许能够发现译介学理论在我笔下不断地在拓展和深化。

这里不妨以三本以“译介学”命名的著述为例简单说明一下。出版于20年前的《译介学》共六章，其内容实际上是三大块：第一、二章是译介学研究的历史背景和当下语境的概述，第三、四章是对“创造性叛逆”概念的阐释和对翻译研究与文化差异之间的关系所展开的分析，第五、六章则是展示我对翻译文学性质、地位、归属以及翻译文学史的独特思考和观点。而出版于2007年的《译介学导论》[12]就扩展至十章，其最明显的拓展有两块：一是第一、二章中把译介学研究明确地与当时中外译学界的研究结合起来，指出了译介学研究与当时国际译学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国内译学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一些认识误区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二是在继承《译介学》关于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的观点的基础上，以三章的篇幅，引入当时国际学术界的前沿文化理论解释学、解构主义、多元系统论，并以此为理论视角对翻译进行了别开生面的阐释，展现了翻译研究的新的发展空间。